近体诗讲对仗，讲平仄，还讲压韵，故而构成了其在美学上的和谐、节奏感和整齐的建筑美。因此，现代人可以说写诗，但要说写近体诗就必须讲格律；现代人可以写七字一句，四句一首的诗，但不能就说这是近代诗，除非真的符合其格律。至于，有人应酬式的作品，连二三联对仗都对不上地胡捏了八句就说是七律，除了遗笑大方之外，至多靠过去一点小名气或现在一点大权力，乱发一通，赚点稿费。

那么近体诗讲格律是否就是指象某些老先生们那样，先是声律启蒙，后是诗韵、词韵地背得昏天黑地。我认为不应该如此，时代是变化的，诗词的格律也应相应地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指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近体诗写成新诗。而是应该根据“为什么诗词的格律会定成这样？”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出发，抓住诗词格律形成的原则和方法，根据现行的具体情况对原来的格律加以斟别、发展。这是近体诗能否在现代社会的变化中生存的至关重要的一点。

首先是平仄，诗词之所以要有平仄，其根本原因在于传唱的朗朗上口。后来，由于时代的变化，诗词渐渐失去了其传唱的功效。但平仄的存在使人在朗诵时显得抑扬顿挫，“清浊通流，口吻调利”。但以什么来确定用字的平仄呢？读音的平上去入，是古人定平仄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对偶的声律。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很多字的古音和今音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否还要依照古人定的平仄来写诗填词呢？如是，那么声律平仄的存在不但未能起到理想中的效果，反而有时让人读起来诘屈聱牙。因此，平仄之分应根据现在的读音来区分，即用普通话的四声取代平上去入，第一声、第二声为平，第三声、第四声为仄。读古代诗词时，固可以用古音，但现在写诗填词却必须以今音为准，定其平仄。

其次是声韵。说到声韵，其中的明堂就多了。《诗韵》、《词韵》又臭又长，让人看了就倒胃口，除了几个饶有兴趣地“生死书丛似蠹鱼”的老先生外恐怕没几个人爱看。更为奇怪的是，《诗韵》、《词韵》之类的在唐、宋却没什么听说，甚至于宋人填词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什么《词韵》，要用韵也是从诗韵里倒腾一点。后人却兴致勃勃地编上了，编上了也没什么要紧的。要命的是，编出来了还非要大家遵守。一首诗词到手后，还没看内容如何，就说什么用韵不对，四声八病之类的。除了把大家都框在一个笼里之外，还真看不出什么其他的功效。压韵的诗词读起来的确美，但什么是“韵”？韵母相同就是韵。其实古人编《诗韵》、《词韵》的时候也没有错，在古音中同韵的字在一起就是压韵。如“雨”和“舞”，在古音中都念“WU”，自然是压韵的。但在今音里却各自东西，相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仍是依照原来留下的什么什么韵来写诗，早已违背了用韵的初衷。因此，必须以今天的普通话为准，以韵母是否相同为标志，对诗词用韵重新进行取舍。

即便如此，也只是说了两个大的方面，其余格律小的方面的规矩、禁忌多如牛毛，如要一一道来，只有让人先别写诗，光格律就够大伙研究上三、五十年的。如此一来，发展现代文化下的近体诗词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毛病早在研究声韵最起劲的南北朝就有人提到了。钟嵘在《诗品》的序言中就说“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今天近体诗词的发展最大的阻碍不是格律，而是食古不化的老先生们，死死地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在门口徘徊的年青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曾被人改成“曲径幽处通，禅房花木深”，对是对上了，诗却改坏了。连一代诗词大家苏轼都曾被人认为不合声律，但那些合声律的人有几个比的上？
若不改革近体诗繁琐的格律规矩，尤其是其依古不依今的规矩。老先生们也就只有在阴暗的角落里说着律诗是郑孝胥的最好，哲学是程朱理学最棒，字字合规，句句中律。诗词也者，只好削头跺脚，死在老棺材中发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