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走向混沌》
第一部 上篇：反右回忆录
第1节 寒春苦夏的混饨之初
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
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
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
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
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
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
“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
编辑——《走向混沌》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的《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
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段，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
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嘉，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
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
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
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
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
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
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
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
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烙！”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这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
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使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
“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
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其实，批斗徐钟师时，已至反右后期。但在当时，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具有
象征意义的是，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声讨刘宾雁的右
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为开端（当然他的死
还有其他原因）；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6月，礼堂就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
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批斗席
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时，突然
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猛然登上四楼
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
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
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
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能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
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道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问世后，戚学毅之侄曾从浙江写信给我，对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
年之举表示敬意。同时，他言及其叔之死，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内涵，
是对五七年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抗议。）
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学创作上充满自卑。文联开会，多坐在角角上；单位组织去
香山旅游，我永远坐汽车的最后排。我觉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气，因而常常是沉默
寡言。我喜欢音乐，但不会跳舞。然而1957年的强台风，硬是使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并在
这个舞池中旋转起来。
维熙：
你何日归京？
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
月，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
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
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
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
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
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
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
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
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
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
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
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
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
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
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
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
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
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
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妈妈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
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
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
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
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
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
我说：“不会有什么别的吧？”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
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尽管对这番话我感到吃惊，但我理解绍棠。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作家，
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岁的神童，
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诩，还勉励我为之奋进。他
说出这番话来，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逻辑的吗？
我很内愧，因为我没有绍棠的锐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来说是“图
腾”，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科学性、正确性、纲领性。但是绍棠提出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指导
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它，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提高”的时
候了。
我很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还欣赏他的博学，尤其喜欢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纸面的才气
——尽管我年长他三岁。记得后来在团中央礼堂批判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右派言行时，
天津代表张学新曾说：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影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
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
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
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
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
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
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
上。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的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
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壁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
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
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惟一的一次电
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因而，这两篇文章刊
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
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
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锄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
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
张网捕雀。
网。谁能想到诱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
是捕雀的诱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
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乳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
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
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
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
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
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
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
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
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
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
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
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阴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
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
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
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
断，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
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
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
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
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
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
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
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
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
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
诚地向党迸谏。漫画家李滨声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没嘴的人》，他用怪诞的夸张手法，画
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干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没有嘴。很显然，这是
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嘲讽；也可以解释成某些官僚主义者最欣赏、最器
重这样的干部。另一位漫画家廖冰兄，则发表了一篇诗配画，对文艺创作中的指导理论提出
了异议。此画，我已淡忘了，但画家那道打油诗的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诗曰：
技巧必须如此，
题材不可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这些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本来，此时不仅是完善中国民主建设的大好时机，
也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因为在1956、1957两年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
年轻人》、宗噗的《红豆》、耿龙祥的《明镜台》……一批揭露时弊和纯情的文学作品相继
问世。假如我们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中，汲取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东西，1957
年后将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翼腾飞的时刻。中国摆脱半封闭的贫穷落后的时刻表，将因此而
大大提前。否！原来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原来是
“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内容（北戴河会
议）告知我时，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她沉默不语。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
最后，她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说：“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
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记得那天夜里小儿子还发了高烧。我和妻子身心疲惫地抱着他去医院打针，归来时已过
子夜。我失眠了——这是1957年第一个失眠的夜晚。天拂晓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
见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场景。不过，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钻进那小口大肚缸
中的金鱼，不止一条，而是一群……早晨，我把梦境讲给她听，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兆
头。”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
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
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
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
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
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
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知识分子的劫难降临了。
第2节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
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
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
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
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
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
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
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
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
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
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
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
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
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
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
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
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
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
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
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
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
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
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
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
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
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
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
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
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
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
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
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
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
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
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
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
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
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
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
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
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
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
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
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
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
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
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
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
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
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
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
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
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
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
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
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
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
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
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
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
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
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
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
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
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
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
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
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
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
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
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
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
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
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
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
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麻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
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
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
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
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
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
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
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
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
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纷
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
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
“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
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
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
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
“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
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
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
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少的老痕。当找遵
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
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
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
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
坛，惟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
宽怒？！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
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
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
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
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
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
《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
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
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
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
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
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
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
但是，没过儿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
《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
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
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
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
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
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
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
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
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
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
《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
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
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
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
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
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
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
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
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
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
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
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
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
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
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
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
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
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
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
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
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
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
“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他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
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他被“驱逐出境”
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
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
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
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
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
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
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
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
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
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
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
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
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
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
卜……
第3节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
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
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
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
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
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
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
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
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
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
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
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
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
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
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
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
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
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
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
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
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
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
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
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
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
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
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
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
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
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
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
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
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
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
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
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
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
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
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
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
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
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
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
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
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
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
——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
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
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
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
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
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
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
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
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
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
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
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
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
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
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
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
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
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
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
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
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
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
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
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
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
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
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
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
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
“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
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
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
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
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
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
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
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
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
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
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
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
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
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
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
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
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
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
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
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
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
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
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
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
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
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
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
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
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
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
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
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
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
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
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
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
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
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
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
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
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
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
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
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
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
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
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
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
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
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
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
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
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
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
《天鹅湖》中的片段——“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
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
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
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
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
间，他们笑着，闹着……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
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
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
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
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
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
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早知
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
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
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
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
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
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
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
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
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
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
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
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
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
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
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
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
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
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
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
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
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
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
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当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
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
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
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
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四世同堂》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
《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
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
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
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
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
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
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
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
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
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
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
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
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
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
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
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
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
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
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
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
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
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
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
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
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
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
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
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
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
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
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
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
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
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
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
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
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
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
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
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
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
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
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
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
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
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
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
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
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
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
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
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
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
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
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
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
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
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
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
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
民，而这个惟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
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
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
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
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
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
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
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
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
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
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
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
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
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
湖……
第4节 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
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
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
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
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
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
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
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
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
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
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
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
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
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
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
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
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
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
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
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
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
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
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
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
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
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
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
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
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
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
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
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
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
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
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
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
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
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
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
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
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
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
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
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
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
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
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
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
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
——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
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韧不拔气质呢，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
这条好汉，把辫子伸延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上来了，使他们成为头上没有辫子的新型阿
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锐联想，也是由于对自己心态的某种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经常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还经常自发地组织
什么竞赛。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
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右派都怕
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
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
涌出。奇怪的是，当我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居然产生了诗的情感。根据记忆，诗是这
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
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
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
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
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
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
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
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
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
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
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
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
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
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
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
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
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
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
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
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
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
“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
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
“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
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
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
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
“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
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
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礼堂宫灯
上，用墨黑色画花叶子，我们不能不过问。你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持什么态
度？你为什么不用暖色和艳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显，你是借机会发泄你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不满，对在一担石沟改造不满，对我们在山区修盖市委疗养院不满。我告诉你，你对这些
问题要老实交代！”
“头人”发言，当然有号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议先整他的态度：
“低头！”
“叫他低头——”
还没容积极分子上来强按他的脖子，李滨声就踉跄着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
体操运动员表演的“俯卧撑”。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淌着虚汗，嘴唇像牛反
刍一样嚼动着，一团团自沫从嘴角流了出来。
批斗会上突然发生的事情，给狂热的气氛带来片刻的冷寂。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蜷
曲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滨声，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同情，还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
所措。很显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恶在退却。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派“头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滨声的当。他曾对我说
过，小时候他用这种假死战术，胡弄过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装死狗的策略，我们要具有
高度的敌情观念，万万不能松懈斗志！”
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
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
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
收敛，惟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
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制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
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
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
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
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
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
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
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泯
灭天良地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我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发言，
这倒不是不想去虔诚一番，而实因虔诚的人太多了，没轮上自己表演虔诚。难怪睡在我旁边
地铺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断编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帐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窝
里，小声地咒骂道：“他娘的，这是要干甚哩？难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里生出来
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李滨声都晕倒了，他们还他娘的踩人家，我怀疑他们的心脏不是肉长的。”
我低声说：“这儿良心不值钱。”
“我日他娘——”王守清说，“我要是李滨声，跳起来就和那几个家伙拼了！拼死一个
够本儿，弄倒两个赚一个。”
“别说了。”我怕听他这些血淋淋的话。
这个当年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常常对我说他活得过了头，骂自己没在解放战争中吃了枪
子儿。我毫不怀疑他话中的真诚，因为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时，他总是狂吸着烟卷，两眼直
棍似地对着帐篷顶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笃。在右派群体中他显得最为穷酸，一件毛裤，一件红线衣，加上一件草
黄色的破旧棉大衣和一双大头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战归来，他脱鞋爬上地
铺时，我发现他竟然是赤着双足，便拿出10元钱给他，叫他去买两双厚线袜子穿上。他没
有推辞，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买袜子穿，而是买烟抽了。我对此十分不满。他向我解释说：小
时候受苦惯了，光脚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没烟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爱人不帮助你吗？”我问。
“我就是为他娘的这事发愁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最初，他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还是袒露了他的心声。他告诉我，当初追求他的那口
子，现在提出和他离婚。
“你可是个男子汉！”我建议他挥刀斩断儿女情。
他说：“我办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劲拿出来！”
“这是两码事，我一切能舍弃，就是难于割舍她。在这方面，我是个软骨头！”他表白
得坚定而赤诚。
又是一个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觉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损阴德的——尽管我不欣赏他的
态度，还是对此事表示缄默。说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转意，因为当时他
俩已经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后，几天没有归来，
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总是盼他早早归来，一天，两天……十多天过去了，他也没有返
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
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
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
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
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
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
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
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
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
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
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
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
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
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
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
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划右
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
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
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
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
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
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
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
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
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
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
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
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
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
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
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
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
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
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
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
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
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
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
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
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
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
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
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
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
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
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
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
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
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
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
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
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
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
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
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
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唇，亲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妈妈说爱哭的不是好孩
子！”
我放下小儿子，又安顿一下母亲，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
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天主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
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
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
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
药物，宗老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
店有此名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
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药
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
进肚子。第二天上午9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12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
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
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
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
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
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
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
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
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
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颗福星高照之故，张沪拖着瘦
弱的身子居然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除去留下时常发作的头痛之外，还保留下了健康的神
经。
是出于感情，也出于赎罪之愿望，我雇了一名特别护士，和我日夜倒班护理着她。当
时，我的稿费虽已快花光，但是再穷也得对得起天良。时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后背长了
褥疮，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渐康复。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去医院时都给她带一个西瓜解暑。
月余时间，竟练就了挑西瓜的本领，因而每次用刀切开西瓜，张沪都惊异他说：“这西瓜真
好。”
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绪也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一想到未来，都感到茫茫然而不
可知。是为了逃避对未来的思索之苦，也是为了不虚掷光阴，在看护张沪之余，我开始了长
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即历经了二十多年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国
草》原型）。我怀念我的同时代青年朋友，他们为了开垦北国荒原，自愿组成了北京青年垦
荒队，去冰铺雪盖的黑龙江三江荒原上开垦荒地。尽管此时的我，已被历史划入了另册，但
对民族和祖国炽热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我觉得我应该画出一幅幅肖像，才对得起这些北
京的儿女们。
我自知看护张沪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返回一担石沟就再没有笔耕时间，所以我在家里
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
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湿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
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
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
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
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
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
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
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
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
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
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
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
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
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
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
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
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
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
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
第5节 “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
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
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
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
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
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
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
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
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
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
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
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
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
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
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
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
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
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
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
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
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
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
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
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
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
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
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
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
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
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
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
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
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
“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
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
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
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
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
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
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
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
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
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
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
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
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
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
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
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
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
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
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
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
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
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
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
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
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
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
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
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
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
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
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
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
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
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
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
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
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
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
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
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
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
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
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
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
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
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
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
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
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
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
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
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
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
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
“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
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
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
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
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
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
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
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
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
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
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
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
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妇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
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
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
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
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
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
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
—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踏人。几年前，我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
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
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
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
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
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
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
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
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
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
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
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
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
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
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
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
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
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
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
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
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
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
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
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
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
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
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
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
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
“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
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
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
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
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
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
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
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
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
之后，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产点的领导，谈及了马车穿行闹市可能产生的危险，反正从
这天起，拉稀酒糟改换了毛驴车。由于冬天已至，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儿，十分清苦，赶
车的仍然是我。马车换驴车，大炮换乌枪，险象丛生的事儿少了，但因牲口毕竟不是万物之
灵，撞倒路旁骑车人，或者堵了汽车司机的道，被司机开口骂上几句“混蛋”之类，还屡屡
发生。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驴拉着满当当的一桶稀酒糟在归途上路过东
单。那天，不知国家领导人接待哪位重要外宾，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
我赶着这辆毛驴车穿过街市时，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视或掩鼻而过了，这是由于灌稀酒糟时，
滴落在铁桶外的黄黄颜色，就像一片黄黄的稀屎汤的模样，人们总是把我赶的车当成粪车。
“喂！粪车绕路走！”警察朝我喊着。
我懵懵怔怔地望着衣冠楚楚的警察，说道：“我这辆驴车天天走这条路！”
“少废话！”他一挥白手套，“走开！”
“往哪儿走？”他的傲慢架势，刺伤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识分子自尊心，“这儿只有这一
条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声音高出几倍。
北京站口到东单一段，看上去没有胡同可拐，但在南侧有一个小小的豁口，那个豁口直
通《北京日报》，我实在不愿意将这“粪车”赶进报社大院，因为我不愿意这副穷酸相，被
报社的人看见。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对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侧有个豁口；何况我这辆毛
驴车离东单的十字路口已经很近，他便一改刚才的成命说：“算了！别磨蹭了！赶快把车轰
到路口，奔崇文门！这儿要过迎宾的车队！”
我狠命地给了毛驴一鞭杆，想让它走得快些。毛驴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蹿蹄，一
下子把肚带给拽断了，肚带一折，拉着稀酒糟小车打了天秤，两根车把像高射机关枪一样，
戳向了天空，毛驴从套具里钻了出来。
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气呼呼地训我：“你这是咋搞的？”
“肚带断了，怨得着我吗？”
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哎呀！哎呀！”急叫了几声，走上来想帮我套车。但
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
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
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
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
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
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
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
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
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
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
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
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
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
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
“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
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
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
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
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
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
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
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
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
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
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
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
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
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
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
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
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
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
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
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
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
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
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
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惟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
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
草丛生，但能当猪食的灰灰菜却寥寥无几。因为在谎祸年份，灰灰菜都被老乡割走，当作代
食品塞进了人的瘪胃饥肠（我们生产点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当作蔬菜，
煮炒给我们吃过）。好不容易在铁路旁一个临时厕所后边，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镰便
割。雨中的莱叶是光溜溜的，我刚砍了几镰，镰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
立刻流了出来，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栗，我只好舍弃了
这片难寻的猪草，挑起麻袋和镰刀“打道回府”。
“头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不看我两只手上的鲜血，劈头问道：“改造两年多了，还
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
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
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
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
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
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
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
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
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
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
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
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
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
肝火上升，忿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
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辞地批判我，“你时刻该
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
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
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
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欲骂无词，欲喊无
声，欲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
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他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泄了对这件事的愤
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
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
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
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
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湿了我披着的
破棉祆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
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
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
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
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
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
狗不敢下嘴叼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
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
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
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
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
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
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
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
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
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
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
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
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
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
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
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
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
（“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
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
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
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
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
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
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
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
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
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
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
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
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
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
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
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
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
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
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
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
“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
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
（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
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
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
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
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
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
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
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
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
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元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
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
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
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
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
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
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
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
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
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
小孙子从磊二岁半之际
第一部 下篇：劳改队纪事
第1节 从“土城”发配塞外
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
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
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
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
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
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
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
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
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
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
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
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
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
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干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
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
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
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
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
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
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
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
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
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
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
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
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
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
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
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
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
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
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
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
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
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
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
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
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
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
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
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
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
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
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
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
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
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
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
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
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
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
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
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
（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
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
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
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
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
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
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
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
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
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
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
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
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
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
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
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
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
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
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
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
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
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
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
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
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
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
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
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
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
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
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
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
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
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
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
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
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