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
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
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
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
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
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
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
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
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
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
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
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
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
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
'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
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
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
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
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
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
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
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
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
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
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
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
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
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
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
死。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
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
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
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
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
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
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
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
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
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
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
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
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
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
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
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
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４）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
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
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
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
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
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
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
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
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
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
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
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
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
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
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
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
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
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
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
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
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
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
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
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
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
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
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
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
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
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
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
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
（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
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
（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
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
待朋友的。
（５）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
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
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
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
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
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
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７）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
论物理问题。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
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
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
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
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
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
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
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
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
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
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
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
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
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
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
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
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
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
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
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
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８）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
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
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
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
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
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
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
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
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
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
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
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
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
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
为标题的一段如下：１，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
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
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
马列主义的偏见。２，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
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
是这三个理由：（１）他们是大多数，（２）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３）没
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３，我没有认
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
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
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
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４，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
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
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
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５，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
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６，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
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
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
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
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７，我
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
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
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
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
（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８，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
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
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
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
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
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
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
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你曾
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
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
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
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9)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
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
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
(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不许右派放毒
(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10)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
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
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
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
了。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
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
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
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
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
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
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
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
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
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
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
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
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
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
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
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
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
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
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
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
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
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
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
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
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
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
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
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13)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
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
师对学生爱护之深。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
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
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
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
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
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
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
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毫无
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
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
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
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
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
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
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
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
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
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
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
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
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
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
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
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我回乡去
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
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
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
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
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
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
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
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
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
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
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
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
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
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
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
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
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
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
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
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
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
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
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
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
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你们的话我
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
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
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
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
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
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
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
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
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
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
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
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
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
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
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
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
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
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
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
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
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
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
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
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15)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
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
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
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
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
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
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
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
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
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
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
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
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
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
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
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
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
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
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
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
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
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
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
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
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
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
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
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
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
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
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
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
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
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
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
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
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
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
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
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
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
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
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
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
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
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
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
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
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
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
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
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
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
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
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
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
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
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号
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
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
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
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
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
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
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
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
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
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
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
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
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
“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我先不明白，他又
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
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
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
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
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
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
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
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
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于是我就逐
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
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
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
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
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
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
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
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
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
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
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这样我就回了
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
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
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
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
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
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
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
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
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
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
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
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
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
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
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
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1958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被一辆吉普车押送到横浜路的劳动教养收容站。收容站
门口有扛枪的大兵看守，进去了当然出不来。我责问押解我来的复旦人员：
“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所得到的只
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形成一条条夹
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
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
互不相通了。每个夹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
材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朝南房屋的最西
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小学教师，好象还
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
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
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三岁的青年
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
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
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
关了一阵子，忽地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
了，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工程一结
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
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
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
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捕后不久，
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
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但因作为伪警即
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
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说话时那小组长
虽也跟着发牢骚，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
“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得了啦！……”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都有好些人关进
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
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
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了何等样的惊
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他原是厂里的
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
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
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在单位里也的确
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
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
历，容后再说。平反后我们又见到过一次，因他后来去了东北，失去联系，不知其情形Ｎ陆
ㄊ俏缓芎玫哪配音演员，又精通德语，好学不倦。他父亲曾任伪职的高官，当然也是他受累
的因素之一，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右派甄别时，却把他排斥在外，硬说他是坏分子，其实他何
坏之有？而78年右派平反时却又算上了他，平反后回了电影厂。
我关在收容站的那几天里，房子东头靠门的办公室旁的禁闭室里不时地发出喊叫声。那
里也关着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余姓助教，他本该上一批就被押解出去了，因为他不服，并
绝食抗议，就被单独关禁闭。强制他吃饭剃头时，干部并不直接动手打人，但他们很会利用
刑事犯去完成其意图，这就发生喊叫了。余助教后来和我们一批去了白茅岭，仍然坚持绝
食，始终被单独囚禁，故没有见过面。但白茅岭的干部可没有收容站的仁慈，“不吃就不
吃”他？就此饿死了。
余助教其实很冤枉。他出身贫寒，当上助教后，唯一跟他过日子的老母亲得意极了，以
为儿子做了大事业理应有钱尽孝，便提出种种要求，吃人参补品之类。儿子也的确孝顺，样
样满足她，于是欠债累累，便一次次提请补助。运动中竟以无理取闹为由送来教养，至于是
否也带过右派帽子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许多人欢腾起来，“老宁波来了！”他们叫道。这个老宁波
已不仅是二进宫，而是“三叉口”或“四进士”以上的老改造了。他一来大家就向他打听消
息。他断言我们都将被送到白茅岭农场去。
“白茅岭农场是个好地方”他说“不但吃得饱，而且有工钿。在那里积肥，也就是铲了
草皮堆起来做堆肥，有计工员来量方。第二天你只要将它搬个地方，又可再量一次。计工员
搭得够（2）瞒着队长。做得好时，一个月下来可赚到六十多块钱。礼拜天还可到附近的镇
上去吃老酒。”老宁波说得眉飞色舞，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23上海方言，意为讲交情的。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白茅岭农场位于皖南，在宣、郎、广地区，建场之初，是由一位水
产学院的教授选的址，认为适合于围塘养鱼，又可种田，是个好地方。当时是民政局建的
场。最初的场员都是收容的无业人员，被取缔的妓女之流。后来又将孤儿院，聋哑学校的人
也都迁了过去，因为这些组织多半是教会办的，当然不合政府的意。民政局是有些救济性质
的部门，其干部也态度温和，的确有老宁波所说的情况存在？
但1957年8月劳动教养条例颁布后，农场由公安局接管。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最可怜
的是那些孤儿和聋哑儿，他们原先在教会的慈善机关里，生活还是可以的，在民政局管理农
场时，也还说过得去，如今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安置场员”
以别于解除劳动教养后的”改造场员”，但待遇上几乎没有区别。收入极微，很难请假外
出；男女分队，严禁接触。他们长大成人后竟有一大半又从新由受不了“纪律”约束开始，
走上“犯罪”道路，被再劳教或劳改。
没几天，我对过南面的屋子也几乎关满了。4月29日的上午只听见外面麦克风哇哇直
叫，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一会儿，吹哨子集合，原来是家属接见了。我们排队出了几道
门，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用长凳分隔成一条条的夹弄，家属们早已带着大包小包
等候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婶婶、妻子和赵丽珠同学。妻为我准备了一只手提箱，装了替换
衣服和雨衣套鞋之类。她们告诉我，刚才听了报告，说你们将要到农场去劳动，农场并不
远，有真山真水，风景秀丽比上海的公园还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教育改造为主，改造主
要是改造思想，劳动不过是手段。你们要帮助亲人，提高认识，接受政府的教育云云。并说
最多三个月，如果表现好还可提前回来等等。我听说三个月，吓了一跳，要那么久吗？
半小时左右的接见很快就过去了，警笛一声声地催促着，大家都还依依不舍。我狠了狠
心，说了声“你们放心”，掉转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几步，赵同学追了上来，欲言又
止，随手将身上的一支金星钢笔给了我。警笛又大鸣特鸣了，我被人群推挤着往回走，回首
看见我的婶母和妻子早已惊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我不知道那天她们是怎样挨着脚步
回去的，更无法想象，年老有病出不了门的父母亲，盼到她们回去时有多么的伤心！然而他
们毕竟得到了一丝信息：地方不远，劳动不重，时间不过三个月。
他们受骗了，大家都受骗了，连那位做报告的劳动教养收容站副站长也受骗了。这位站
长是朱鹤飞，三个多月后，他也被判劳动教养，同样地到了白茅岭。60年代我们集中在一
起，才知他也是右派，还是一副老干部派头，口口声声拥护政府的改造政策。他说，当时他
也早是右派了，但还没有撤职。问到当时他是怎么做报告的，他说是根据文件。一边说一边
摇头，说政策变了。问他为何还相信政策，他也说不清，挑起担子就跑。尽管胃病开过刀，
说劳动，他还是最积极的。
另一名较小的公安干部信心就没有这位大官足，57年底把家中管教不好的，偷家里东
西的小弟送去劳动教养，要求政府帮助教育。后来却不可能按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领回去
了，于是弟弟愈来愈坏，一家人后悔不已，未听见他说政府伟大的话。
接见回去后，监房里的空气沉闷极了，大家都默不作声。连口口声声接受改造的小组长
也眼睛红红的，偷偷地擦眼泪。这顿饭不知是怎么吃的，只有老宁波，才能吃了一个饱。他
是没有人来接见的。
“哈哈，我一个人吃，全家都饱了。”
第二天天未亮，发了干粮。被驱赶上了大卡车。天还未亮透已到了公平路码头，这才看
清了原来我们一路上浩浩荡荡，前有警车开路，后有警车押阵，威风得很呢。说时迟那时
快，警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军人。码头上细雨迷蒙，军人们摆开了阵势将我们团团围住，
居然一一卧倒在地，依着沙包架起了机关枪。我们鱼贯地被押上了由小火轮拖着的一长列拖
轮，一路奔改造去也。
这里要补叙的是，就在这几天，上海出了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整天价锣声、面盆
敲击声、各种各样敲击声不断。人们都飞檐走壁上了屋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响应伟大领袖
号召，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安身，非死不可。害鸟灭绝，粮食增产，人民必将无比幸福云。
1958年4月30日一清早，我被押上了一艘拖轮，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江面上烟波浩
淼，两岸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样低矮的船只，感觉到像是贴着江面在
滑行。从窗外拍船的波浪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气息。在收容站的污秽环境里被关了十天以后，
突然间又闻到了水花中的清新空气，自有一番说不尽的舒畅。好象整个身心都融化在大自然
之中，似乎古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这种意思。大自然的博大宽宏正与当政者的心胸狭隘
成鲜明对比。侧头向外看见飞鸟白云不由得想起南北朝诗人的句子“笼鸡有食枪刀近，野鹤
无粮天地宽。”可当前的处境却比笼鸡还不如。前途凶多吉少又有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感觉。
当江景的变幻消失在夜幕中后，随着单调的轮机声，昏昏沉沉，似睡似醒，不觉东方开始发
白。船到了湖州。我们停泊的地方并无任何设施，由跳板上了蓠笆围着黄土的岸，马上又被
押上卡车。在车轮滚动中经过了浙江省的泗安，才知道果然是被送往安徽。一出浙江省，山
的颜色就由绿变黄，这就到了界牌镇。
界牌镇位于江、浙、皖三省交界处。由杭州来的汽车经此可去广德、宣城、芜湖，算是
一条国道。我们的车才一到界牌镇就拐弯向北，在山路上弯弯扭扭，颠颠簸簸。中午时分停
了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山坡，其上是截面呈A字形的长条草棚。下车伊始就有
人抬来了茶水。渴了一上午，见到了水真是一喜，排着队去喝，远远地看见居然是茶！直到
自己喝到第二竹筒，才辨出味道，原来当地的水就是这颜色，浮悬着黄黄的土。
朝稍远有人住的A字棚一看，只见有一只倾斜的大木桶，这木桶约70公分直径和高
度。不一会儿木桶后露出一个人来。此人又黑又瘦，并且一头长发，咧着嘴巴也顾不得向我
们看，只管舔自己的手掌。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叫做“刮粥桶”，是刮那分剩在桶里的糊状粥
浆。
集合、点名以后，才小下来的蒙蒙细雨又密了起来，我们被赶进了空的A字棚，分配了
各组的床位，只等着吃饭。这时有人提醒说“今天是五一节，准有荤吃”。不一会儿，抬桶
的人来了，仍然是稀饭！外加一点儿劣质酱菜。
那几天，雨下个不停，直到了四号，才吃到了一些肉丁。原来我们只是暂时过境，并不
属于这个劳教队。他们的干部舍不得将肉让我们分享；雨不停，人不走，拖到肉已开始变
质，才不得已下了锅。至于雨天喝稀粥，则以后长期都如此，是根据的伟大领袖教导“天晴
多吃，下雨少吃；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大概在彻底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看来，人和机
器完全没有区别。所以像机器一样，不开车就不必加油。吃稀粥已经是很大的浪费了。
又过了几天，雨过天晴，泥泞的山路勉强可以行走了。我们背负行李，上上下下，过了
两个山谷。一路上山溪清澈见底，其味甘甜。不过要过了好几个月，有机会“出公差”去界
牌扛米时才又有机会喝到这样的水，我们平时吃用的塘水则完全不是如此。最后爬上了一个
山岗。山岗上列着三座空A字棚。
劳改干部一律叫队长，虽然其下属决非队员。根据徐队长的话，我们得知，这里叫大庙
岗，我们曾暂住的地方是小庙岗。两地都因庙得名，但小庙早已荡然无存，大庙则还有些断
墙残瓦在岗下山谷中。
徐队长北方口音，说“我们自己”时最后一个音节拖长了听上去像“我们尸体”。温健
对我说：“我做配音演员，配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说话的腔调时，总要从喉咙里逼出声音
来，做得凶神恶煞，恶形恶状。可这位队长却完全自然而然地有这种本领。”
徐队长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农场干部，也使我第一次听到了改造人们思想的干部用得最
多的一句名言，这就是：“不要忘记这里是来改造的，要是胆敢不服管教，就让你们去做肥
料！”把杀人说成是“虽然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就是可以做肥料”是干部们训话时用得
最多的“谆谆教导”。不过，这话也决非某干部的发明，实在是源出于其最高领袖。他们不
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大庙岗和小庙岗都属于独山分场，独山分场是白茅岭农场的一个新建分场。白茅岭农场
共有十几个分场，每个分场设有分场部，下设若干生产队，不驻在分场部附近的生产队则称
为派出队，大、小庙岗都是派出队。
每个生产队有指导员、管教队长、生产队长和事务队长若干人，管理着一、二百个劳教
人员。我们又被分为约十五人左右的小组，组内指派了小组长和记录员。此外还有一个统计
员、一个工具员和医生，他们和炊事员同属一个小组。是劳动最轻，能有机会偷嘴吃得较饱
的一组人。
除了蔬菜组外，第二天起我们就开始在附近的几个山岗上垦荒了。用的工具是一种叫开
山锄的很重的锄头。大家一字排开，每人二公尺宽，挥锄掘土，拔草挖石。每人的指标逐渐
增加到二分地。开好的荒地用四齿钉耙平整、做成山芋垅。
我曾用装病的办法来拒绝劳动。在劳动时，我装着忽然晕倒，其样子恰如美尼尔氏症患
者。没有人能证明我是假病，然而除了我可以一动不动地闭眼躺着不起来，从而暂不劳动
外，并不能获得重视。即使我看准了地形从三四米高的坝上直挺挺地倒下去，同伴们惊呼
了，但那些干部也冷酷地不加理会。我躺了一会儿也只好起来。后来在筑路队时，我曾倒在
雪地上，也没能有医生来看过。到了涛城分场时，我见到有一位姓张的技术人员，他用假装
下肢瘫痪的办法拒绝出工。队长虽奈何他不得，但他却受尽了刑事犯的凌辱。我才知道这方
法是感动不了这些毫无同情心的干部的。他们连看病都不让你看，更不要说由此获得保外就
医了。
六月一日上午，我们正在扦插山芋苗时，忽然降下瓢泼大雨。在大家淋得湿透湿透，更
是因为地里也烂得无法行走时，下令收工了。我们都没命似地奔逃回去。回到营地擦洗换衣
已毕，忽地集合点名，原来有一组长报告少了个人。少了的就是那个老宁波！
老宁波并没有逃跑，他在工地上被找到了。他在干什么呢？原来插山芋要施基肥，那次
用的基肥是羊粪拌和的花生饼即榨过油的花生渣。老宁波被找到时正在临时用草盖上的一堆
肥料中从羊粪里拣花生饼吃。当然，他免不了要被批斗一番。大家都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老改
造碰到了新问题，他在收容站说
“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饱了”现在可不能兑现了。
吃是改造的一个大问题。在我被改造的二十年中，始终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下。大庙岗
时的粮食标准是三十斤。对于如此的重体力劳动来说，当然是不够。队长们对此也的确想了
办法，开始时是饭中掺糠、掺麸皮。不久，这两样东西都要配给供养猪之用，就买不到了。
有一阵子，设法买到碎米，则因一斤粮票可买一斤四两（即1.25斤）碎米，就可吃得稍微
饱些。但也同样因为养牲畜更比供应我们人重要而没有能维持多久。于是在做饭方法上打主
意，改煮为蒸，在蒸前将米炒过，在蒸时多次将饭翻动。使饭蓬松以增体积。这种做饭的方
法后来在居然也在全国推广过，还美其名曰科学的，我想这个“科”字还不如改为“苛”字
为确当。
饭一紧张，如何分饭就成了一大问题。开始时有一个队长坚持不容许小组内用自制的杆
秤分，于是就有了种种分法。组内轮到值班的人去伙房将饭扛来，先要将饭进一步尽量打
松，然后一只手用搪瓷碗挖起大半碗饭，抖动着将饭向另一只手中的三号缸子（24）中洒
去，以确保缸子中的饭上下均匀，再用一片做成像医院中用来检查口腔的压舌板似的竹片将
饭从缸子中的饭刮平，这样每人可分到两缸饭。然而，尽管在众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仍然
常有争吵发生，怀疑分饭的人做了手脚。于是又有进一步的称为“背靠背”的方法。分饭的
人坐在小板凳上，在他背后成纵行排好了众人的洗脸盆，每盛好一缸子饭，就由另一个值班
的人将饭从他手上拿下，倒到一只洗脸盆中去。要到全部分好才可各自拿饭，以免分饭的人
有可能估计到谁的洗脸盆将要倒饭进去。
24搪瓷杯有好几种规格，直径12公分的称为大号缸子，10公分的为二号，而9公
分的则为三号缸子。
桶内的饭不可能正好如此分完，剩下来的又有各种分法。有用调羹再一个个地分的，也
有再用茶缸分，分到谁没饭了，就到谁为止。未轮到的下次再轮。更有一种叫包饭桶的方
法。即值班的人保证每人两缸子饭，余下的全归他俩，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吃一饱，而
当饭不够时也不必一调羹一调羹地从众人处再挖回来，就他们饿一顿了事。
分稀饭也如此，但开始时还有将它搅匀的工作。每人勉强有一大号缸的稀粥。分到最后
的几人则往往不见米粒只是些粘水了。所以分稀饭时虽不必“背靠背”但分的次序就又要轮
流才可。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次轮到一个外号老广东的包饭桶，早上喝罢稀粥，忽然天气放
晴，大伙被驱赶到了水稻田里，就骂开了那还在收拾饭具的老广东。原来他每盛到一个大稀
饭疙瘩就努力地用竹片将它刮回粥桶，留给自己。可是，不一会儿传来了消息，原来那个疙
瘩却是一只掉在锅里煮死了的老鼠！引得那些小流氓哈哈大笑地耻笑他。老广东原是永安公
司职员，生活优裕，到了这般田地，殊可叹也。
读者不要埋怨我费那么多篇幅来写这些无聊的，看似屑小们干的事。然而这也反映了长
期半饥不饱的人的状态。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所谓的家属班，即场员被动员全家来“以
场为家”落户的，有一时期，一家人也竟用秤分饭，斤斤计较一如陌路之人，不亦惨乎！
初来大庙岗时，副食品极少。等到蔬菜组作出了成绩，达到每人每天一斤蔬菜的目标，
才多了些。后来在涛城分场过冬时，因冬季菜长得慢，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青菜和
卷心菜当成了一棵树！轮番地一层层剥菜边皮吃。
分菜的方法也同样复杂。有人玩笑地报菜单说“今天油爆鱼，青菜细粉汤，萝卜烧肉”
这是指的“今天有暴雨，青菜先分汤，萝卜少肉”，过节日时则更为复杂，这时会有什么萝
卜丝炒肉丝之类，就免不了先将肉丝仔细地一一挑出单独分，然后再分萝卜丝。这样分了还
不算，还得摸采！
有一天，姓雷的生产队长把我叫去，问道
“修一个坝蓄水，多少土方可以蓄多少水？”
我答“那得看地形。”
“那你就去看吧。”
“这谈何容易！要测量的。”雷队长沉下脸来挥手让我出去。
过了个把月，雷队长又叫我去了，说
“我错怪你了，原来建塘坝是要测量的。”
这位队长是个山东人，总算快人快语，说了出来，但我却已穿了一阵子小鞋了。不过他
找我并非为的道歉，而是问“会不会测量？”原来他要建一条土路，从大庙岗通往独山分场
场部。我当然说会，并提出一个人干不了。这样一来经我提出让两个知识分子和我一起干这
活。我很高兴，这样可有磨洋工（25）的机会了。于是我建议了前文提到过的温健和另一位
王北秋。
25偷懒，磨时间做工的意思，据说源出于从前替外国人干活。
王北秋是个作家。西北人氏，解放前因写文章揭发马家军阀，在几乎被捕前得到通风报
信逃到了上海，投奔黄炎培先生，先生介绍他在劳动报工作。在西北时，他因爱好新诗曾写
信向胡风讨教，虽与后者既不相识更无来往。却因此在肃反时成了胡风份子，审查、关押了
一阵总算未被判刑，放了出来。可惜俗话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月半。”反右补课又被关了
进来。他不算右派，而算反革命份子。也一直到79年才平反，后在《萌芽》杂志当编辑。
测量土公路的方法非常简单，用的工具只是步弓（26）和竹签。凭目测选定了较平坦的
路线，钉下竹签。这竹签一排五枚，中间的是中心桩，两边的则是边桩，每边两枚分别规定
了路宽和排沟的宽度。这样一路每隔25公尺钉五枚桩。当我们走出了队长的视线，工作可
就轻松啦。不几天，雷队长训斥了，说我们太慢。我顶了一句，这可快不起来。他也奈何我
们不得。我们私下哈哈大笑说
“监督劳动嘛，不监督当然就不劳动！”
26用竹片做的弓形工具，用来丈量土地距离，每弓一公尺。
第二天，我们正在休息，远处看见有人来，便装模作样地工作了起来。转眼那人走到了
身前，是个矮小、但看上去有点精干的干部。他朝我们看了一会儿就装出严厉的样子发话说
“你们为什么磨洋工？”
我们答没有。他说
“还说不磨洋工！那为什么这样慢？这工作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说着就拿出了
一卷皮尺，就着我们已用草绳拉好的中心线横过来拉出了8公尺，说
“就这样钉上桩不就行了吗？”
我朝他打量了一下说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样做，路面就是8公尺宽了呢？”
他怒道“这不是8公尺吗？”边指着皮尺的读数。
“你怎么保证这皮尺是和中心线垂直的呢？”我慢悠悠地答道。
“这，这，”他显然被我问倒了。便口气一转问：
“你是干什么的？”
“劳动教养。”
“我问你以前干什么。”
“教书的。”
“在那儿教书？”
“在江湾。”
“江湾什么学校？”
“复旦。”
“复旦中学？”
“复旦大学。”
“哦，那你学的是什么？”
“物理。”
“那你应该懂得怎样测量。”
“我当然懂。”
“那为什么你们雷队长说你们不会做，磨洋工？”
“我们完全按规矩做，但队长嫌我们慢。”
“这是技术工作嘛，是得好好地干。我会对你们队长说的。”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很开心。后来得知他是白茅岭农场测量队的徐队长。经过此
事，我们不但可以慢慢地干，而且还领到了一卷皮尺。
轻松活没几天就结束了。接下来便是大批的人转入筑路工程。这工程虽说比种田更苦，
但毕竟又换了一样活。在几里路内没有人烟的荒山上劳改了好几个月，除了有一个货郎担外
几乎没见过老乡。总希望有机会见到自由的人，当然，结果还是不能如愿。
说到货郎担，就要插话提一下劳改、劳教人员买东西的制度。当时我们的钱全是家里带
来或寄来的，为了防止逃跑，钱全由队部保管。买东西叫开大账。每月可开一次，以日用品
为限。后来队长体谅到大伙吃不饱，又开恩准许每星期买一元钱的副食品。这副食品就由那
个货郎担供应。一元钱可买二十个饼，或二十个皮蛋。据说在57年时，一个鸡蛋才卖二分
钱，大批的改造人员来后物价提高了不少。但活羊仍卖一角钱一斤，之所以不涨价是因为改
造人员不可能买来杀了烧肉吃。
劳改已经超过所说的三个月了，荒地已成熟田，大面积种上了山芋。有人估计我们该释
放让农场的场员来接管了。然而却毫无释放的苗头，又要筑路了。于是又猜测是不是筑好路
会放人。这样就到了十月一日，又是一早集合，说要到分场部去开大会。分场部果然气派不
小，有个足球场般的场地，前面搭了台，四周挂着扩音喇叭，居然还红旗招展。大家依次排
队席地而坐，尽管只要一看邻队人员的憔悴情形就可估计出他们比我们要来得早几个月，三
个月释放的骗局早已明显，但还是有人翘首以待想听好消息。
一会儿宣布开会，主席台上俨然坐着“场首长”。演戏般一道道程序过后，场长作了
“高水平”的形势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似乎天下事无不在其掌握之中。旁边的队长们频
频点首作领悟状。此情此景用古语“沐猴而冠”来形容是再确当不过的了。报告完了以后免
不了全场掌声雷动，表示衷心拥护之至。然而，就在这时气氛一转，宣布了将某某人揪上
来，于是列举罪状，宣布逮捕法办云云。
会后开小组会，又要领会报告精神，畅谈大好形势，大唱“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
天天好起来”的山歌。并必须联系自己如何对不起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今后要脱胎换骨，
从新做人云云。
这样的会以后每逢节日几乎都开，规模也愈来愈大，到了文革时，这种“苦口婆心”
的，反复强调的“教育”已发展到全民的规模。上海市民也免不了在节假日排队去文化广场
听公判，听长长的枪毙名单以接受“教育”。
不久的一天，公路筑了一半，忽地吹哨集合。回到营地开全队大会。宣布说
有新的光荣任务。吩咐明天半夜起床，打好行李。拿不动的可以“打公包”，即由队部
负责运输，轻巧的每人发根扁担，要行军到另一地方去。
大家又免不了各种猜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整个独山分场因为该地发现有煤矿而撤消了。
从大庙岗出发的时候，队长再三地叫我们把行李打公包，说保证汽车比人快，会送到
的。除了蔬菜组留下收作物外，大家就背上脸盆等物集合出发了。一路上经过横穿广德县的
公路，算是半年多来第一次看到了市容和当地的老百姓。出了市区，公路两边的水稻田长势
很好，但多半都有倒伏的现象，又都插上了某某卫星田（27）斤之类的牌子。我因为没有种
水稻田的经验，看见穗头倒伏，对这些吹嘘还有点相信，但有些乡下出身的人就根本不信。
那时曾看到报载钱学森的文章，鼓吹亩产几万斤还远未用足太阳能等的说法，真为这位御用
学者难为情。后来牛皮愈吹愈大，甚至吹出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白菜田，十六万斤的水稻
田，六十万斤的山芋田就更是荒诞了。
27当时苏联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不久，我国无此技术却将任何生产的高产叫放卫
星，实在可笑。
能量转换除了守恒外还要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热能转换为高度有序的蛋白质分
子的结合能，其效率是很有限的。不顾这一基本原理，单从太阳常数，即地面上每平方米太
阳光直照能量为一千瓦出发，再加上许多乐观估计，当然可容易地计算出十万斤的亩产量
来。但这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位学者的文章以及各级官员的弄虚作假，对于影响高层
决策，上昏下庸，造成后来人为的大饥荒难道没有责任吗？
路上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目的地枫树岭以北的广德总分场。被安顿在一间称为大礼
堂的房子里。到了天色晚了大家才知上当，原来公包并未送到。只是为免有人掉队才让我们
轻装的，初冬天气足足冻了两晚才拿到了自己的铺盖。第二天开动员大会，知道这是一支筑
路队，任务为筑一条南北方向贯通各分场的场内公路。时限为今冬明春。一些老改造又兴奋
地议论开了，从大队长报告的暗示中体会出任务完成即可放人的想法。
筑路主要为土方工程，全靠肩挑人扛，劳动强度远过于田间作业。劳动的残酷性可从管
理方法上看出来，上面一层层压任务，到了小组里，每天不完成任务不收工。这事实上即为
一种连坐法。我们去了没多久，有一天收工时组内的一位老者累得走不动拖在后面，直到大
家吃完粥还不见影踪，等到派人去找才发见他已倒毙在工地上。那地点正是广德去宣城的公
路与我们所筑土路相接的被称为喇叭口的地方。在他的最后一天里，那个自称右派的小学教
师，即组长还口口声声地骂他磨洋工、装死。
死者和组长的名字已记不准确了，但那些日子和那天的事好象还在眼前。在喇叭口往西
不远处有一个地名叫化古塘，有一座桥，桥下水流很浅但很急，水清见底。我们每天卷起裤
腿忍着冻红的腿脚去拣河底的石卵子做铺路材料。力气大扛得动近三百斤一箩筐石子的人还
可不至于整天泡在冰凉的水里，体弱者则冻得更利害了。多日下来，路面铺好，盖上松土再
要夯实。那一天，我们在打夯，老者当然也不能闲着，在路旁拿着锹修修补补。须知小组的
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谁也别想收工。所以体力弱的人就免不了受人指责和欺负。当同情心和
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同情心就退却了，更何况每一小组内的主体人物大多为流氓呢。那天
天气很冷，风也大，眼看夜色将临，大伙匆匆回去时便没人顾到那老者。直到分晚饭时才被
发觉；他在饱受了一天的劳累、辱骂后，悄然地去世了。小组长为此也沉闷了两天。如果他
现在有机会读到我的回忆，不知道会不会告诉我他当时的心境。
筑路的工作要沿路进行，那时的农民因为建立公社而整村地搬迁，我们往往就住在搬空
后的村子里，一住个把月。但有时也离筑路工地很远，就不得不早出晚归。甚至除了搬进搬
出两天外根本没看清村子是什么样。有时又将路边不远处村落的房子或墓葬拆毁了，取其砖
瓦作铺路材料。这时候管我们的赵队长想出了个残酷的办法，他重编了小组，将劳动力最强
的组放在拆房或坟的地方。然后按劳动力的强弱一组组令各组接力赛地扛箩筐。前两组的大
力气人经常把两只箩筐摞起来扛，他们扛罢约五十公尺，往地上一放，就回头走，轮到最后
几段老弱的就非得马不停蹄地一筐筐扛完才收得了工！
像这样的所谓“突击劳动”两三天后，收工及第二天早上出工时空身走路都一跷一跷地
十分痛苦。然而，说来也奇怪，当杠棒往肩上一压，马上又健步如飞了。
尽管粮食有所增加，但体力的消耗增加更大，粮食又分等级，经常评级造成人与人的矛
盾。这时候家庭的接济就十分宝贵。和我一个小组有两位年龄五十上下的人，其一原是在上
海西藏路开水果店的，常有接济食品寄来，另一则无。后者体质本比前者好得多，但在大庙
岗时即已饿得在田里抓田鸡吃了。安徽有一种积肥的方法叫烧火烧土，即把草皮连一层土铲
下来堆了烧。这时大家就懂得如何将田鸡剥皮后放在火上烤来吃。前文提到过的那老宁波则
简直来不及烤田鸡，会连皮把它生吞下去。我说的这两位老者，有接济的活了下来，另一位
日见消瘦，在60年终于饿死，这是后话。
再回过来说我还在总分场时，有一天大雪纷飞，我被人告知家属来探亲了，这是因为她
们沿路问讯，才有人知道了传话的。但我仍得等到收工才被叫去见面。原来我妻子的学校与
其他学校合并后，有一位新校长的丈夫是总分场的干部，从而了解到农场的一些情况。她力
促我妻来农场探亲，顺便也为她丈夫带些炒面粉之类的食品来。于是我妻便陪同我高龄的婶
母冒着严寒来了。在她们找到毛云中秘书后我得到了优待，给了半天假，还给了招待所一间
房让我门好好地谈了一晚。毛秘书悄悄地透露说我们得改造三年，还说这话千万不可说出
去。我当时听了简直吓一跳！平时干部们口口声声今冬明春如何如何原来都是鬼话，而其实
毛所说的三年也不真，事实上他也不知情。
由于筑路队的流动性，日子多了消息也灵通些，我后来得知这些农场干部除少数“骨
干”外也都是上海公安局被排斥的对象。若干年后在放马场（一个地名，并非真正放马）劳
改时，一位杨队长也亲口告诉我说，当时公安局开大会，动员他们到安徽来服务，愿意去就
去当干部，否则马上判你劳教送过去！于是大批的留用警察几乎都不能幸免。
这些干部来农场后其实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后来在钟桥时就听到一件事，说是
上海公安局的局长黄赤波有一次来农场视察工作，就在那处做报告。局长大人做报告时却改
不了他那满口粗话的习惯，在讲台上大操其娘。听众中有一对夫妻，男的叫郎君，据说是有
点小资产阶级情趣，实在听不下去了，便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是大家都是同志，请局长不
要骂得太难听。不料局长马上问：“这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给我瞧瞧。”然后就有两个说
法，一说当场即宣布了将该警员送劳动教养，另一说法则是第二天宣布的。总之，这位郎某
因此便被劳教，后来其妻高非顶不住压力和他离了婚，他则在60年时饿死在农场里。
关于黄赤波骂粗话的事，我后来在提篮桥监狱碰见他女儿的男朋友时得到了证实。这已
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这个男友也是个高干子弟，是因“破坏抗美援越”“偷听敌台”之类
的冤案成为反革命的，他说黄赤波对下属其凶无比，见了上司却是胆小如鼠，是一个“老
虎、狐狸、狗”即见了下属是虎，在同事间是狐而面对上司却成了狗的人物。刘少奇在红房
子西菜馆吃饭时，他才轮得到在门口站岗的份儿。说他反毛主席实在太抬举他了。这是后
话，且放下一边。
不过小资产阶级情趣也得看谁有，农场总场的一位姓赵的女干部据说出身富有人家，因
为涉及潘汉年案而贬官来此。每当接近她的干部出差上海时，总不能忘记捧回老大昌奶油蛋
糕去孝敬她。
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一次正在田间中耕作业，忽地远处走来一人，穿得倒很朴实，
脚蹬一双六耳麻鞋，走到跟前，瞧了一会儿。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大声问道：“你们的狗
鸡巴队长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看果然那个凶神恶煞般的生产队长早已溜得不知去向了。后
来得知，那个来者乃是总场的一个副场长。他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但干部没有人见了他不
混身发抖的。
干部们最喜欢的是当派出队的队长，这时便没有比他们大的官管他们了。于是就更能做
土皇帝，为所欲为，吃得也比场部的干部要好得多，因为当灶的劳教人员不敢不拍他们的马
屁。当然，是吃在众人头上了。
这些干部能有多少修养或水平，他们怎么可能担当所谓改造思想的任务？对待下面他们
拿手的就是粗暴的训斥。而那些刑事犯罪性质的大小流氓，虽然内心里并不怕他们，但却非
常会在被训时装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以满足干部的自大狂。象我们这样没本事如此表演
驯服的人自然就该被视着“从眼神里都可以看出的反改造”。但这还不是最倒霉的，要是你
碰到一个用好大喜功来对上讨好的队长，那你所得干的奴隶劳动就够惨的了。如若你又体力
不支，干不完定额，嘴巴笨拙对付不了那些流氓。那你就得在白天的奴隶劳动之余饱受晚间
批斗之苦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钟桥的事。1959年初，土公路已基本完成，我们这一从南向北筑路的
队与另外的在郎溪的筑路队几乎会合时，便被调到钟桥镇。这是一条通往江苏省边境社渚镇
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公路穿过一道桥进入小镇，路旁有一所原来是作仓库用的大房子，
我们和另外一支筑路队便同时住在里面。新的任务是采石。
采石场位于江苏省社渚境内，我们被告知在附近要建一个飞机场，采石是为飞机场公路
建设之用的，事实上我们的住地就在两省交界处，每天去工地时就要穿越两省的边界线。采
石工地的情景和法国影片《悲惨世界》几乎完全一样。我们的新地址是保密的，对外用了一
个番号。这番号却对我们大有益处，原来上海的邮电局知道白茅岭农场是公安系统的劳改单
位，向那里寄食品是不许可的。往常家属寄食品来接济都不得不用掉包计。有时还会受到不
明事理的邮政职员的凌辱。而用上番号就不同了，还以为是寄到空军部队的呢，所以大量的
接济就源源而来了。
有一天，我在劳动时有人指着另一队的一个矮个子对我说：
“他也是个教师。”
我问：“是吗？哪个学校的呢。”
“他是位育中学的体育教师，叫刘某某，是全运会上得过百米跑冠军的呢，他还是个回
教徒。于是我随口就问了一句：
“那末，他在伙食上有什么照顾没有？”
那人回答道：“他现在什么都吃。”
还说了一些他的馋相。我也很感叹地说：
“那真是斯文扫地了。”我没料到和我说话的人却是个拨弄是非的。这话不久就传到对
方耳里了。这是？我通过下面这件感人肺腑的事才得知的。
过了几天，来了一批邮包，当然，我也拿到了来自家里的接济。晚上，我刚开始要入睡
时，忽然有人往我枕下（28）索索地塞东西。“是谁？”我忙问。
“是我，刘某某。”
“你干什么？”
他一边示意我勿出声，一边急急忙忙地说：“人家看得起我，我却看不起人家。你看不
起我，我却因此看得起你。你一定要收下。”说着就快步地走了。
28在那间大仓库里，除入口的一边外，三面围着竹编的架子作床，我们这队睡西
边，刘的一队在东头，两队是禁止来往的。我是头朝外睡的，他是越过禁区冒险过来的。
他给我的是一盒饼干。第二天，我才打听到刘老师家里很窘迫，每次寄邮包不过是将烧
饼、油条晒干，难得才有这么一盒饼干。刘老师是运动员，平时每月的粮食定量为56斤，
如今每月40斤粮食还要干如此重活，怎么不饿得发慌呢？不久，采石队解散，我们调到涛
城分场去的路上，队伍很分散，天晚到了目的地，发现他失踪了。先还以为他逃跑了，不料
第二天他就只身回到队里。原来他在一个拐弯处，趁机挑着行李铺盖径直去了郎溪，将行李
摆了个地摊，卖光了后吃了一饱，才又不得不回来。60年灾难时，他是第一批饿死的人之
一。这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谁又能不饿得发慌呢？有一次，我家里用一磅装的茶叶罐寄来
了一满罐的炒酱，这是我妻为我精心制作的，为了防坏，也为了经吃，酱炒得比较干。领取
邮包当然是天黑收工以后，拿到了包裹，回到住处，打开罐子就着那里的昏暗的灯光也看不
清是什么，就拿调羹吃了起来，一面辨味道，一面想这是不是豆沙？就这样竟把一罐酱吃完
了。直到次日天亮，才从罐边未刮净的地方看出这原来是下饭用的酱！
这样的饥不择食情形是很经常的。那时邮包经常被干部积压着不去邮局领取，他们要等
到劳动的关键时候，领来邮包，让大家吃饱些有利于卖力气！最可悲的是有一位很有才华的
作曲家，来自电影制片厂上影乐团的右派陈歌辛先生。竟成了他们这一卑劣手段的牺牲品。
原来陈先生家中对他非常关心，邮包当然也多，有一次他一下子收到好几个，其中有些已在
邮局中积压了好久。食品变质，他因此中毒，又未能得到治疗，因而不幸去世。
陈歌辛是位作曲家，原来在香港生活很富裕，被乔冠华和夏衍动员来了上海。他一心拥
护共产党，令他长子陈纲参军去了朝鲜战场。还独自出钱捐了一架飞机。他怎么可能反对共
产党呢？然而竟因言获罪，惨死在百茅岭。
长时期地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干重活，嘴馋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也许是由于生理
上的需要，象清鱼肝油这样很难吃的东西，我们竟可以用来拌和在饭里吃，不但不觉得腥
气，反倒口感肥厚，非常可口。我本来不吃辣，而在那时候，能有辣椒粉或咖哩粉拌饭吃就
是美味佳肴了。那时，很普遍的一种接济品是炒过的盐，从化学上讲，盐并不会因为加热而
变化，不过是在炒过菜的锅里拌和过后，粘点油味而已却能舔来大有滋味。然而，为了维持
自己的尊严，克制着不露出馋相却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分饭菜时大度些，不但可保持良好的
人际关系，而且在劳动上也可占便宜。实际上，放弃刮粥桶的“权利”，分粥有剩时放弃最
后的一匙，不够时宁可饿一顿而不一调羹、一调羹地去各人杯中挖回来，其实更能保持卫
生。我亲眼见到有些读过书的人，在这方面斤斤计较，但劳动力又不如人，于是受尽欺凌。
也见到过吃出病来，甚至有一个人在收割时吃下大量生稻谷，把胃胀破的。
1959年4月，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原来是天天劳动没有休息的，该月起，每逢1日
和16日有两天休息，叫大礼拜。此外也有“工资”了，说来可笑，按表现，分三个等级，
为三角、五角和一块，我当然是表现不好，拿三角钱一个月，够买一刀手纸了。
4月15日，上午我们刚开始在一块小麦田里，用绳子拉出一条大道，然后将尺许长的
麦苗拔掉做清基的工作，说是要筑一条从采石场往外运石子的路。下午忽然开大会，宣布采
石队解散了，次日，我们将被调往涛城分场。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是因为中印边界紧张，采石建机场的任务取消了。那么，又何至于
那天上午还要破坏麦田呢？回想在大庙岗开了大半年荒，却是在煤矿顶上瞎搞一场，这就是
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吗？
涛城分场因其南面的小镇涛城铺而得名，往西约十五里即为郎溪县城，此分场以水稻田
为主。我于1959年4月来此，这里虽不是开荒，但劳动的消耗却是极大的。有人以为农民
不也种田吗，其实不然，农民是自己掌握劳动的，而我们是被劳改的。以插秧为例，一天的
定额总在一亩以上，有时甚至二亩三亩。劳动时间就特别长。农民还有三余读书之时，我们
则不然。农闲是不存在的，晚上要端坐“学习”，冬天则为比种田更苦的修塘筑坝，即使雨
天或实在没正经农事可干时，也想方设法不让你闲着，哪怕是将泥挑来搬去，也要折磨你，
做这种无效的劳动却美其名曰积肥。80年代看了揭露劳改生活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
等，直觉得可笑。电影作者或者是缺乏体验，或者也是苦于没法表现，因为劳动消耗是等于
劳动强度乘以劳动时间的。看似辛苦的拉大车，其实出大力气的时间是不多的，更不要说是
有牲畜拉的车了，即使是用人挡车头代牲畜，我们也称之为“洋行生意”，只有深得队长信
任的“积极分子”或说是专打小报告的马屁精才轮得到。更不要说那些罗曼缔克的故事了，
我们过的是完全看不见异性的生活，不然，岂不要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此后不久，就经历了“大跃进”的荒谬时期，劳动时间拖得极长，当然人的体力有限，
这对生产并无好处。最妙的是有一阵子竟然分批出工，挑担积肥，维持工地上号子整天整夜
喊个不停，造成个热火朝天的声势。安徽省的土壤向来插秧的行、株距为六、六寸，为了妄
图增产，1960年夏竟提出了改为三、二寸。幸而还有几个干部是会种田的，这种种植法并
未全面推开，才不至于颗粒无收。虽然我所见之处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在1960年
初，全国的粮食形势就已很严峻了。对当地来说，收成并不坏，但由于虚报的产量太高，谷
子交公粮还不够，农民那能不挨饿呢。
那年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中有我父亲的一张像片，两年不见，老人
家花白的头发竟然全白了。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使我几晚都难以入睡。那时候管我们的队
长是几个安徽人，这是因为白茅岭农场划给安徽省管了，才调来的一批安徽干部，他们原是
民政局的人员，所以素质要比上海公安局的警察好得多。在大礼拜时，也允许少量的人领取
几块钱请假去涛城铺玩一玩。我利用这一机会，在插秧将告一段落的一天中午，对队长说：
“大家卖力气，这些田下午就插完了，能不能明天上午让我去一次郎溪，因为我想去书店看
看。”他就点头同意了。
那晚，我整夜兴奋得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盼到凌晨四点许，便轻手轻脚地起床，叠好被
子不留任何异样痕迹地出走了。在穿过晒谷物将要进入通往郎溪的路时，忽然听见一个女人
大声地尖叫“抓逃跑唷！抓逃跑……”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露出，照得晒场一片光亮。幸而我
知道这女人是个精神病的女场员，住在晒谷场边的一所茅屋里，经常夜游。这次，虽然叫喊
的是真话，却也无人理睬。我于是快步走上了逃跑之路。
这条小路原来铺设有两道相距约一公尺的木轨，不知何时曾作运输之用的，那时却早已
废弃，留下了比田间小路好走得多的一条通道。我走了没几步，月亮就隐没了，周围十分幽
暗，我沿着隐隐约约的木轨路正走着时，忽听得一声断喝“什么人！”同时就有弄枪栓的声
响。我马上将手电筒向上一扬，毫不客气地直照对方的脸面，并说道“农场的。”那巡夜的
民兵一面用手往脸上挡手电光，一面讪笑着说“是出差吗？那么大早。”我嗯了一声就过了
这一关。
天朦朦地又露出了月光，我走到了刚被大雨冲断的一座桥前，只好将裤腿卷起，涉水而
过，幸而虽水深过膝却未将卷到齐大腿根的裤子弄湿。这样我在东方露白的时候赶到了郎溪
县县城边上的车站。
车站的购票窗口还未打开，但已排起了长队，我站了一会儿，在我身后隔两三个人处来
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年龄与我相仿。我便对他点点头，问：
“是出差吗？”
“是啊，这鬼地方！”
“昨晚住哪儿？”
“郎川饭店。”
“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就住进门旁那间。”
“哦，我住楼上，怪不得没看见你。”我这样随口说着就显得比他住得高了一档。说话
时，卖票窗口开了，不一会儿，我已排到了窗前。就拿出了一张三元的钞票往窗里塞，叫道
“两张！”谁知里面的人回道“卖完了”随即关上了窗口。我无可奈何地转身向着那人苦笑
了一下。当我们先后走出候车室时，我说“那我们一起步行吧，反正就17公里路。”
我们的目的地是往南的十字铺，在那里可转乘由芜湖开往杭州的汽车。然而当我们穿过
马路刚踏上向南的公路时，我的同伴回头望着车站广场上还未开动的汽车，说
“不忙走，我们回去想想办法。”
我就跟着他回到了车站，直奔办公室。他进门便问
“你们站长呢？”于是便到了李站长的桌前。我原以为他要客气地提出困难，请求帮助
的，谁知他眼睛一瞪开口便说：
“我早知道你们郎溪站有问题！这当天卖的票怎么就会没了呢？”
这站长倒也不发火，慢悠悠地回答道：
“我们都是在窗口卖票的。你们来晚了。”
我的同伴并不示弱，反倒发起脾气来囔道：
“这些乡巴老就不能走走吗，还要你开后门把票预先给他们！我早就听说过你们郎溪站
问题不少……”
我几年官司吃下来，这次又是逃跑，未免心虚，被他的无理取闹吓了一跳。不料这位站
长先是一愣，接着却问“你是那里的？”于是他打开手里的公文包，取出了一个牛皮纸大信
封扬了一扬，原来此人是公安便衣人员，此行是执行抓逃犯的任务。站长一看满脸堆笑说：
“既是这样，那就上车补票吧，”
又回过头来朝我一望问“这位同志？”
这便衣说“当然是一起的。”
我们便在站长的陪同下，喊停了刚要起动的车，上车了。在车上他问我是那里的，我说
是复旦大学的，他便很感兴趣地问我：
“你们大学里出差津贴是多少呢？”
我根据1956年去北京实习时听说的教师出差情形答道：
“在路程上是每8小时一块钱，就是说一天三块。”
他听了，羡慕不已，说还是你们大学好。后来又问：
“那你脱下来的功课怎么办？”
我这才意识到他是错把我当成职业学生了，便也只好含含糊糊地说：
“这总不成问题的。”
不一会儿，十字铺就到了，我们直奔车站卖票处。他在窗口出示证件买了一张去广德的
票，我一看买票需要证件，便装作忙于和他说话的样子，将钱递进窗口，说了声
“一张杭州！”
里面问“是一起的吗？证件？”
我便将手往上装口袋上去解钮扣，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并继续和那便衣警察说着笑
话。他要紧听我说话，就头一扬说了声
“当然是一起的。”
这时窗口里已递出了车票，我也将解了一半的钮扣再钮好。过了这一关。当然事先我是
不知道这里买车票要证件的。
他的车还要等一个小时，而我更要到中午才有车来。他便要在马路上闲逛，我想这可不
妙，万一碰上农场干部岂不糟糕！便邀他进路边的饭店，他先是不肯，我看出他是因为粮票
问题，便说我请客。其实那时并无饭卖，只喝到两碗粥，他已是感激不尽了。我送他上车
后，又到理发店去消磨了一会儿，才上了去杭州的车。
车行经过化古塘，我看着曾在里面淌水摸石的河流，正感到车中坐得舒适无比，却又马
上想起了初来筑路时倒毙在喇叭口的老者，庆幸自己还能活着经由这里逃走。不一会儿就到
了广德站，这时上来一个人，我一看面熟，是农场干部。赶紧伏在前座的椅背上装打磕睡。
幸而此人是短程的，到了泗安就下车了。我很顺利地于傍晚到达杭州，转乘火车到了上海。
我不敢直接回家，半夜去敲开了婶母家的门。次日打电话回家，知道并无动静，便约妻
子在婶母家见了面。下午，知道家中还无动静，就回家看望了两老和哥哥。他们虽然不无担
心，我还是壮胆在家住了一宿。
次日一早，我就不得不忍痛告别了父母亲，和妻到马路上去，还不敢在热闹的街上走，
后来去北站买了票，又在其附近的照相馆拍了张相片留念，找小饭馆吃了饭，下午就上火车
投案去了。
当我在火车启动声中向着站台上强忍着眼泪的妻默默地挥手告别后，不禁感到一阵悲哀
和愤慨。我犯了什么法竟成了有家难回的人呢？这社会中，就算有胆量，也没有一个亲朋好
友具有足够的住房可以避免邻居的监视来收容我，更不要说缺少粮票来供应我了！愤怒和无
奈使我沉闷了好一阵子，直到车靠嘉兴站时，我才开始和对座的一位乘客答话。他是位比我
略长几岁的青年人，谈话中知道他是个工程师，从北方回温州探亲。我们谈了一些科技的
事，当然就很容易投机。他到杭州后还要换车，我们俩都未玩过杭州，我便约他同游一番。
这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就这样回去太可怜了，不如用妻给的二十元钱玩一下，反正回去后钱
也是要被搜去的。
到达杭州时天已将晚，我们由车站的旅店介绍处介绍到湖滨的一家老式饭店，依靠他的
证件开了一间双人房。那时的物价和现在大不一样，一间双人房才五元钱一天。落实了住
处，我才安下心来，两人又出去饱餐一顿，回旅馆倒头便睡。
次日，我们结伴游玩了西湖、灵隐寺、岳坟等地，那时，说来可笑，我身上带的一包上
海产的香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西湖中的船娘还是楼外楼的服务员，只要给支烟，就
笑容可掬服务周到了。
再次日的一早，我起床梳洗已毕，见那人还未醒，便算了一下两人用钱的账，留下纸条
和我还要付的钱，让他去与旅店结帐。我赶到汽车站买好了去广德的票后，时间还有多，又
去玩了黄龙洞，并摄影留念，嘱照相馆将照片寄往家中。不料她见我如此自在大吃一惊，后
来来信埋怨说她担心得要命，我却逍遥。
汽车一过界牌镇，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到了广德，又是天色将晚，还不知怎样过夜呢？
我先去了一家小饭馆，里面摆着几张方桌，每桌八人。我坐下后先和左边邻座的一位采购员
聊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们这桌坐满了，便来了一个服务员。他是来查证件的！我这才知道
这里买饭，当地人要凭就餐券，过路旅客要看证件。幸而我和邻座谈得起劲，当他拿出证件
后我又混了过去。服务员查完证件或就餐券，刚离开几步，我右侧隔座的一个人便叫了起
来，指着我对面的一个农民模样的老者说“他没有就餐券，也不是和他旁边的人一起的！”
于是服务员又回来，将那老者赶走了。这件事令大家都很气愤，但也爱莫能助。
又来了一个有就餐券的顾客后，便收钱、发筹。再等了一阵子，才依次收筹发饭，下饭
的菜是一小碟又苦又咸的不可名状的玩意。我环视了一下后，就从放在膝上的背包里拿出了
一个带鱼罐头。打开一看，那时的罐头食品也够可怜的，装的带鱼很狭小，块数倒是不少。
我于是从左边的推销员起，依次请大家吃，他们虽免不了客气一番，却都很惊喜，有的人甚
至于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等到发到那个检举人时，他刚欠身举碟，我却虚晃一下，说
“哦，你是有就餐券的，就不必了吧。”马上将伸出的筷缩了回来给了我右侧的邻座。
这人脸涨得通红坐了下去，当然他是奈何我不得的。我们于是谈笑甚欢，我又说了不少
指桑骂槐的笑话，总算那人还能知耻，窘得三二口地划完饭，狼狈而去。这下子，邻座的推
销员和我更投机了。他问我住那家旅馆，我说才下车还顾不得登记住宿呢。他便邀我同住，
说他在广德饭店开的双人房正缺人同住。我架子十足地回答“再说吧！”心中暗喜，这下有
地方过夜了。饭后，留下了那人的房间号码，我说先要去逛逛街，就分手了，他还嘱我千万
要去他处住，不然也得去坐坐。
我在街上转了一阵，确信没有证件不可能住宿，正想回头去广德饭店，却被人在肩上拍
了一下，惊回头一看，那人问“你不是李梧龄吗？怎么会在这里？”原来却是在大庙岗的一
个熟人。他是个强劳动力，被调往运输队做脚夫的。不期在此相会。我便撤谎说是家有要
事，获准请假回去过，现在正回农场。他虽不一定全信，但我既是回农场，也就不必多问，
说“正好我们卡车要回广德总分场，我和队长讲一声，你搭便车回去吧。”我这真是求之不
得，马上跟他爬上卡车？？
他向队长，也即是卡车司机，说我是个来农场探亲的家属。到了广德总分场，便住进了
农场招待所，和两位司机同一间房间。一宿无话，次日，他们去买早餐，回来时，叽哩咕噜
地很不愉快。我便拿出背包内还剩的一个土司面包来请客。他们推辞不受，于是攀谈起来。
我说是来农场看望兄弟的。他们看着我小小的背包说“你怎么能不带些食品给你弟弟呢？”
我故作惊奇地说“为什么？他是来改造思想的，来信总说农场里吃得很好，为什么还要
带东西给他吃呢？”
于是这位队长大摇其头说“你真太不了解情况了，他们哪里吃得饱呢……”
我又再次邀请他们吃面包，说“到涛城还有一段路呢，这面包路上已两天了，再不吃也
不新鲜了，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唉，你真糊涂！说什么新鲜不新鲜，即使是霉的、坏的，对他们也是好东西啊。”
我看到了平时在被改造人员面前凶神恶煞般的队长，在背后，不影响他们安全时原来还
是有人性的。当然这两位也不是当权的干部司机而已。
离开了招待所，他们又邀我搭上便车，送我回到了涛城分场。
因为正当农忙，头几天并未对我处罚。过了几天，插秧又告一段落，一天晚上，忽然开
大会，宣布对我捆绑禁闭。我于是被五花大绑，送往禁闭室关了一晚。因为我是自动回来
的，更因是为农忙，对我还是客气的，绑我的人平时和我关系还可以，虽然如此，还是被绑
得两手肿胀发麻。安徽干部也还好一些，不象有些队长将烤烟房当作禁闭室，那里四周无通
风窗户，闷热无比，捆绑起来关在里面喂蚊子，可不是好受的。
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前文提到过的尚思顺也逃跑了，他比我聪明、有胆量，并没有往上
海的家里跑，而是到了南京。他既是位画家，当然很容易就用肥皂刻图章做了个假证明，以
天津某美术学校或美术馆的人员身份住了旅店。然后，就在街头以为人画象，剪影谋生。居
然这样混了好几个月。有一次警察来旅店查问，他以美术工作者来此体验生活为由混了过
去。然而，警察见他久留不去，仍然动了疑心，去天津一查，露了馅，他就被抓了起来。
尚思顺当然不会一被抓就供出自己的来历，公安人员见他气度不凡，是位知识分子，不
象个江湖画家，便怀疑他是特务，而且是个高级特务。他被关到拘留所的一间单独牢房里，
在生活上相当优待，这时已是60年的冬季，普遍食品匮乏，但他却每餐有荤！
虽然，他享受着高级犯人的生活待遇，却当然也尝到了莫名其妙的轮番审讯的味道。这
样过了约两个月，他终于说出了是从白茅岭跑出去的。审讯员一听才知上了自己异想天开的
当。他却不怪自己“阶级觉悟”太高，反而迁怒于尚思顺，两下耳光打过后吼道：
“你小子倒快活，顿顿吃肉，我们还吃不到呢！”
这样他就被关到普通的牢房里去。那里的犯人取笑说
“你吃吃肉不很好吗，何必又到我们这里来呢？”
后来我在上海思南路的拘留所里时，正值台湾声称反攻大陆，有小股人员窜犯沿海地
区。有一批被俘的就关在我所关牢房的楼下。只听见他们大声的嘻嘻哈哈，也是吃得远较一
般犯人优待得多。近来我读到某高级记者右派的回忆录，他在北大荒监督劳动，后来又升级
为劳动教养。他回忆说当特赦战犯时，有过幻想，认为连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人都赦免了，
那么自己人犯了错误总可有希望了吧。当然，他是失望了。其实，所谓优待战俘，乃是因为
还有大批敌人在抵抗。这是分化瓦解敌人的计策而已。对自己人狠于对敌人还不是司空见惯
的事！
秋天以后，粮食就更紧张了。这时候报纸上也大讲其“小秋收”，这是挖野菜的一个好
听的名称。报上居然说得振振有辞，说是欧美国家也有小秋收，其营养如何如何优于田里的
农作物。小秋收并不是自然灾害的临时措施，而将作为一项长期的生产方法来实施云云。那
时候，上海人也苦得很，吃花椰菜及卷心菜的外叶，称为光荣菜。报上却说由于这些叶子能
晒到更多的日光，故营养比菜心要好得多云云。
队长们带领着我们满山跑，寻找可吃的东西。当地有一种尺许高，成单支带刺的，圆叶
的植物，它的根象压扁的冰糖葫芦，但长着根须，看上去象条蜈蚣，因而被叫作百脚根。他
们吹嘘说这根里含有营养如何如何好的淀粉。于是我们受命大量地挖掘，运回来堆得比房子
还高。
当时的主粮降到每月只有17斤。于是将浮萍草煮在粥里，以山芋藤做菜，这虽都滑腻
腻地难吃，后者还是苦的，然而将百脚根磨成粉和在面里做的馍就更难下咽了，这简直就是
木屑，而且吃后大便极为困难。至于茅草根则要算是美味的了。象这样满山遍野地觅食的生
活时，当然纪律也紧不起来。溜到附近城镇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去干什么呢？无非是搞点吃
的，但又能有什么吃的呢？郎溪县城里有家高级饭馆，卖“高级”点心，一元钱一份，是一
杯茶和一个饼。这饼看来还不错，有烧饼般大还稍厚些；但它不得不厚，因为它只是一团稀
饭，在锅里将两面烤焦，形成硬皮包着这团浆糊！
实惠些是到老百姓家去，老百姓这时比我们还惨，因为连17斤粮食也无供应。有一个
场员偷了农场的一付新水桶，连扁担拿到老百姓家去想换点吃的，说定了换七斤青菜，那老
乡躺在床上起不来，说
“你自己去田里砍吧。”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老百姓在田边相遇，一个问：
“你儿子的事怎么了？”
“还关着呢。”另一个回答。
“不要紧，”第一个老乡安慰对方说：“扛劳改快活，肚子管饱。”
可怜！中国的老百姓是把肚子看得比自由还重要的！但在当时他们又能怎样？又有什么
地方可去逃荒呢？
劳改就能肚子饱吗？我亲眼目睹了大量慢性饿死的现象，先是消瘦，然后浮肿，然后又
消瘦，这就完了。那时经常重新编组，理由是很明显的，不是死了好几个，就是调往另一处
的病号队去了。和我同过小组直接去医务室后死去的，算来就有27人之多。而调往病号队
的就无法统计了。有一位睡在我旁边的老者，平时很能克制。被送往医务室的当天下午就去
世了。医务室的人说“他被发现死去时，已将枕心咬破吃了一嘴的糠”。我还听到病号队发
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小组里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俩合盖一条被子过冬，老的有好几天
起不了床，便由年轻的端水送饭。不知哪一天老的死了，为了多得到一份饭，青年人居然隐
匿不报，仍然和尸体同睡了好几天，直到被人检举！
抬尸体出去毕竟影响不好，队的北面有一间单独的小房子，白天总关着门，旁边的一间
里有辆车，再旁边养着头小黄牛。每天东方刚露白时，有两个老场员就来工作了，他们用牛
车把成车的尸体运到另一座山上去，抛在一个大坑里。这就是传说的白茅岭万人坑。后来，
连那头牛也累死了(29)。
29这件事记不清是发生在涛城还是在白云山的了。我并未亲眼看到那牛。
大家都说牛累死了，是因为人死得太多，感到恐怖；我想牛是又饿又累才会死的。那时
的家畜也得不到饲料，饲养队的猪是用大粪喂的，将粪放在饲料锅里煮，老远都闻到臭气熏
天。这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干部们的生活也够受，除了在宅旁种菜外，每家还养一头猪，用绳捆在门前，活象只
狗，但瘦得肚下的皮垂了下来几乎拖到了地。
还有一个残老队，那是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场员的队，平时不出工，干些轻便活。在这一
时期，走过他们队时有一个绝妙的景观：每个门口有人看着一只大木桶在晒太阳。这桶是装
饭用的，他们在早饭后要将它尽量晒干，以减轻重量，想去分午饭时上算些。每隔几天，伙
房要复验一次空桶的重量，有人估计到了，便在那天拼命将桶浸湿。
还有一个家属队，这是响应“以场为家”的号召，举家来此的场员们。走过该队时，我
也亲眼看到一家人虎视眈眈地围着饭桶用秤分饭吃。
老百姓饿死却不是慢性的，他们完全没有口粮。我曾在去水稻田放水时，在田边的山坡
上看见一具被狼拖出来，并咬去一条手臂的十三四岁的饿死女孩，
“她的家人没有力气把坟掘得深一些。”
我们的队长是这样说的。大伙就把她又埋了一番。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也听说过交换
了吃尸体的事。
我们队里有几位小青年忍不住饿，从仓库里偷出了一整张干牛皮，用水煮烂成冻状了
吃，在此启发下，有几个人将皮鞋底，皮裤带煮来吃，也都是我曾亲眼目睹的。
在这困难的年头，我看到了瘾君子的无可救药。当然，我也在改造中学会了抽烟，这简
直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时决不允许你停手休息；但你若说烟瘾来了，就没有人能阻止你停一
停。特别是水稻田作业时，手是湿的，无法抽烟，于是，每当劳作到田头，便可坐在田埂上
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我可从未有过“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反倒体验到在
饿肚子时抽上一口烟，喉咙里甜滋滋的有说不出的舒服。但无论如何，我却没有烟瘾。我不
理解那些瘾君子为什么竟在任何情况下都嗜烟如命，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丧失人格地到处
拾烟蒂。甚至于将茶叶、山芋叶卷成喇叭烟来过瘾。那时简直到了有“烟”能使鬼推磨的程
度！
因此，每个月我家中应我之请将配给的和向亲友要来的香烟寄给我便帮了我大忙。1961
年开春以后，粮食略有增加，农民拿了菜瓜等物来卖，本来几分钱一斤的瓜竟卖到一元以
上，但靠了香烟都可解决。这种情形维持了许多年，1968年我在分流四队时一包二角钱或
更差的烟竟可调换一斤鸡！哈！我这讨厌烟的人却也许是靠烟救了命，免于饿死。70年代
时，我成了劳改犯，牢门上锁，为防火而绝对禁止抽烟，但有一批人就是千方百计弄烟抽，
这种人将亲人寄来的衣物三钱不值二钱地与老乡换烟（值五元多的一双弹力袜之类换一包二
角钱的劣质烟），成了管理上最大的问题。于是我更得益了。原来农场的干部没有几个是尊
重知识的，反之却往往仇视读书人。我便总是成了他们的目标，经常无端受欺凌。那时这些
干部疲于奔命地管抽烟，倒无暇找我的茬儿了。这是后话。
那年夏季开始，我们便为了看守庄稼而忙开了。原来水稻长穗不久，农民便晚上来偷
摘。我们受命晚上支一个八人用的大蚊帐睡在田边地头以看守水稻。队长传达场长的指示
说，如果遇到老百姓来偷，只能吓唬吓唬他们，决不能与之发生冲突。场长总算说了一句老
实话：“我们毕竟是黑手起家的啊！”那时，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破产，饥民们
大白天成群结队地来农场骂街，到养牛的牲棚里把牛牵走，也有来认出了原属于他的家具而
拿走的，干部们都奈何不得。我们看了自然高兴，也明白了这个公安局管的劳动教养农场原
来是如何地从农民手中霸占田地而来的。
1962初的一天，我忽然被从工地上叫回去，同时被召到队部去的还有一位天主教的右
派梅锡臣老人。管教队长对我们说：
“准备行李，马上调你们到白云山分场去。”
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眯眯地说：“反正不是坏事。”
于是就有一个场员拖来一辆手推车给我们装行李。下午，我们被送到了白云山分场的场
部报到。开始了我改造的另一个篇章。
白云山分场在涛城以南，西面紧靠着山下铺分场，东面隔着公路有一座山，即为白云
山，山上从前有座白云观，那时则已只剩下一口井了。此地为古战场，山顶有岳飞抗金兵时
的营盘遗迹。从那里往下看，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遥望东北方向，可看到牛头山，
相传是当时牛皋落草之地。东北附近还有个地方叫放马场，是岳飞放马之处，后来白茅岭设
了劳改队，那里便是劳改队的所在。
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立了一
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徽省的右派，那是当
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校的大学
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
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
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
(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
俱有。我们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和
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是高材生。后两
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
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但回到
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家出走。在路途中又
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
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
丐的行列。然而乞讨也“犯法”！他被关入收容所，每天两顿稀得面上冒着水泡的粥，饿得
瞎说了一个来历，原想混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去，心想总可能比安徽好些，谁知那里竟比白茅
岭更惨。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真正的来历，于是被押回了农场。
另一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唐焕新同学也早已逃到家中，由于他家在无锡，上海公安局虽
然通令捕他，但无锡公安局却应付而已，到他家去过几次，都被其父搪塞过去。他因此得以
在家住了很久。但是听到了有解决问题的消息了，才自动回来的
30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干了一些蠢事”，应该“让人家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开始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
棍子”。除彭德怀等少数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平反，对右派也将甄别。然而不久就又出尔反
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
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是这
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人之所以被认
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大
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哥才从市委
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才好。报告员而有级
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
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
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
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谈
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镇管村去搞
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
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
“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点不露
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怜的老百姓啊，
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
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
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
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
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
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
毫无仇意。难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了优
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劳教，成了所谓的场员外却毫无动静。为此，
大家十分焦急。许多人写信上访；一有回信就议论纷纷。后来，半天学习也取消了。干部的
态度一天坏似一天，显然政策有了变化。然而劳动生产的干劲一时是恢复不起来的。到了收
花生的时候，大家边收、边吃、边聊天。这种情况引得分场助理大为不满，然而王英祥指导
员自恃从前当过分场长，哪里买那助理的账。两人经常为此大吵。一方认为生产上不去，当
指导员的责无旁贷；另一方则胡说什么知识分子最反动、最难管？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同为右派，同为受苦之人，却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几个败类妄想得
些好处而做些小动作，有一个叫丁宝康的当过科长的，另一个叫陈开甲的大学生，前者竟然
会躲在蚊帐里记录人们的谈话去汇报，后者则为避免被发觉会跳窗、钻洞绕过大家的视线去
打小报告。这两个人是因为后来运动中仍免不了事，自己被逼急了无耻地当众说出这些来向
干部求饶、讨好、表示他们的确是“靠拢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
其他这样为虎作伥的人也还有不少。这种人被大家取外号曰“包龙图”，这可不是那宋朝包
青天大人的意思，而是因为上海话这三个字谐音为“包弄大”，善于制造事端也。有了这种
奸细，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绪的流露都被干部一一记录在案。我当然成了他们的一个重点目标
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发起聚餐。我们大家就将一只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饭。吃
吃谈谈，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不觉已有九点多了。那个夏助理已有两次经过这里，他因为
值班而在巡逻；看见我们聚餐很是不满。何况又听见钟亮明当他走过时故意指桑骂槐的话。
但又因大多数聚餐的人是场员，名义上是自由的人。地点又只不过是在宿舍门口，尽管有些
恼羞成怒，但却一时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后来，我们吃罢，有人提议去散步赏月。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一场大
祸即将降临到我头上了。原来此时夏助理和王指导员正在办公室里为此事大吵，前者要后者
干涉我们的聚餐，而后者认为十点钟未到不必干涉。于是，一等十点钟响，这两个人便冲了
出来，在宿舍门口未发现我们，就也来到公路边。正好我们往回走，迎面碰个正着，发生了
冲突。干部说“你们夜游，违犯纪律”。场员则强调“我们是公民，难道没有散步的自
由”？正僵持时，王指导员一眼看见了我，马上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你这个劳教份子想干
什么？”接着吩咐“把他关起来”！于是他们带来的两个场员纠察马上如狼似虎地扑了上
来，将我捆绑并押解到禁闭室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十天禁闭，后来不了了之地放了出来。
然而，这番不公平的处罚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但本队的而且其他队的许多人都通
过种种关系向我表同情、致敬意、甚至于设法送食物给我。后来还不知怎的，传出了个谣
言，说大学生中有一个读书会，李某人是头。这番谣言正好给那王指导员所称右派队难搞一
个证明。从此他就此大做文章。而我也因此倒霉了。十月前后，王英祥调走，换了个庄指导
员，他不象前者那样大大咧咧、咋咋呼呼，而是表面客气，其实却很阴险。过了不久，右派
队就解散，合并到山下铺分场的饲养队去。那里的干部一上来就把我视为有碍他们管理的危
险人物。对我心怀敌意，无缘无故地和我过不去。有一次我发烧得很利害，请病假休息，一
个张管教队长查房间查到我处，问也不问就说：
“你起来，给我出工！”
“我发寒热，有医生证明。”我答道。
“不行，你是假病。”
“何以见得我是假病？”
“因为你是右派。”
“这里全是右派。”我据理力争道。
“你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
“这算什么理由？”我毫不示弱”你还讲理吗？”
“对你这样的人必要时就可以不讲理。”
“必要时不讲理，就是从来也不讲理。”我学着他的苏北腔边讽嘲地又进一步反驳他。
他理屈辞穷便改用暴力，叫来了两个狗腿子，硬把我拖到工地去，我也硬是拒绝劳动在
工地上坐了半天。
这些且不去说它。到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忽然开大会，会一开始就宣布将我关到集训
队去。
集训队设在山下铺分场五队，又被称为大房间，是用篱笆围起的一所农村房子，房中共
有三间较大的房间。这其实是个大型的禁闭室，专用来关逃跑的人的。那时农场里逃跑的人
比较多，特别是一些谋生有道的小青年。他们逃出农场，到处流窜。有时被捕了，便被送了
回来。这样关在大房间里一则自由比在场员队小，不易逃跑，二则仍能出工劳动。
我那天被送去时，大房间里只有一个病号，其他人出工还未回来。这个病号名叫孙涌
霖，还不满二十岁。我问他是为什么被劳教的。他说
“因为白相(32)。”
“怎么样白相会被劳动教养呢？”
“在溜冰场门口冒充有钱人吃吃豆腐（33），就被户籍警捉来了。”
“怎么样冒充有钱人呢？”
“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可以冒充啃鸭肫肝。”
谈了一会，他帮着我把铺盖打开。在对着门的地方有一个用土坯拦住的范围，范围内铺
有稻草，其上已有了两张铺。我便在旁边将铺盖铺好。不一会儿，大伙收工回来。有人便和
我打招呼。又看到有几个人跑了出去，在院子里商量什么事。不久，有个人便进来对我说话
了，先是寒喧一阵，接着言归正传，说晚上要和我合被子睡觉。我说这可不行，我不习惯和
人合睡一条被子。他马上露出了凶相和我吵了起来，并且扬起拳头、摆起打架的阵势。我当
然也做好应战的架势。这时，大房间的笼头（34）过来劝架了，他假装听了一番我们的陈
述，然后貌似公正地批评我说：
32上海方言，意为玩耍。
33上海方言，意为与女人调情。
34笼中之头，指犯人中比较能镇得住大伙的头头。
“大家都是苦兄，理应相互帮助嘛。”
我马上回答道“不错，理应相互帮助。但是我今天初来乍到，有这么多人没被子，我也
得看看谁好谁坏，看看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不去找使你们没被
盖的人，却欺负我新来的苦兄，是何道理？”
我一副拳大臂粗的样子，又说得对方无话可答。紧张的空气马上变得沉闷起来。那笼头
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原是个专业足球队员，在体委任职，却挂名在大中华橡胶厂，算是个工
人队的队员。他是因为偷废足球而被劳动教养的，能说会道，一般说来也通情达理，所以在
大房间很有威信。晚饭后，他带头唱起了电影流浪者里的插曲，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他们说
这是集训队队歌。
第二天一早，篱笆外就有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俩是我在涛城分场时的朋友，我曾帮过
其中一个人一点小忙。他们也曾在大房间关过，由于他们打了招呼，我的处境才缓和了。后
来我才得知，那天这些人既说不过我，又未打成架，原打算第二天偷盗我的眼镜以给我个下
马威的。不过比较起来那天干部给的下马威却要更有趣得多。
管理集训队的干部是杨队长，人很和气，讲道理，是白茅岭难得的好干部。在工地上他
并不多管。倒是一个外号胖头鱼的看门场员喜欢无事生非，这种情况到处可见，真所谓“阎
王好见，小鬼难当”也。我们那天的劳动是补收花生，工地较分散。我和孙涌霖搭挡，我拿
钉耙在前，他则在后蹲着捡。不一会，打老远跑来一个干部，走到跟前，盯着我们看。半晌
不开口，然后忽然冲着我问道
“你是新来的吗？”
“是的”我答道。
“你为什么偷吃花生？”
“你凭什么说我吃花生？”他于是转而对孙涌霖问
“你吃了没有？”面对着满地的花生壳，孙无言以对。于是这位张队长又朝着我喝道：
“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只顾自己劳动，未朝后看。”
张队长想了一想，又问：
“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不是？”
“是的”。
“你在大学里学过哲学吗？”
“学过。”
“都学了些什么？”
面对着这种挑衅，我答道：
“学的都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
“那是最基本的。”
见我不再回话，他想了一想又发话道：
“那你知不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当然知道。”
“那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等不及我回答，他显然已经得意起来了，马上又问：
“你是那个大学的？”
“复旦大学。”
“你们复旦大学我去过。”
他显得有些得意洋洋
“你们的党委书记是谁？”。
“那时是杨西光，现在则我不知道。”
“你们的党委书记我认得！是咱们黄浦分局派去的。”
这时他更得意了。怀着压倒了大学生的喜悦，张大队长大踏步地走了。这就是他给我的
下马威。幸而他不直接管大房间，我没吃他多少苦头。然而，象他这样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
我在农场里并没有少见。大凡人们之间有差异就会有矛盾，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愚民和穷
人，反之则愚民和穷人仇视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是错误的，但仇视则更错。一旦象张队
长这样的人居然有权管知识分子了，那知识分子就有了“原罪”非吃苦头不可。
大房间里的人一般为多次逃跑的，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能靠偷窃生活。用他们的
行话来说，扒手叫钳工，溜门撬窃叫搬运工，专事在火车上偷盗叫做跑二条线，被捕进公安
拘留所叫进了庙，如此等等。这些人的品质可想而知。举一个例来说：有一次我隔壁小组里
吃饭时闹了起来，原来那天值班分菜的人向来分得不公平，总在自己碗里多分。于是有人看
准了，在分罢后提出要和他对调。这原是常有的事，不料前者吃着吃着却忽然大叫起来，原
来他在调到手的碗底竟吃出一条蛔虫。虽然有人帮着骂那分菜的人缺德，但大多数却哈哈大
笑，认为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但在干部眼里却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的逻辑是：这帮人固然是社会的蛀
虫，但不过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已。而所谓的反革命即思想犯则是要将“社会主义”大
厦推倒的人。由此得出我要比这些人坏得多的结论！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我在被关的二十一
年中，始终处在被关人犯的最底层。利用刑事犯罪分子来管理、欺凌思想犯是他们的一贯方
针，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在他们脑里，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事小，维持他们的统治权是真。将
思想犯看得比刑事犯更坏却也并不是某些个别干部想得出来的，他们不过是秉承其上级的意
志鹦鹉学舌而已。正好象我一到农场就最熟悉的一句训辞“再不好好改造就送你们去做肥
料。”一样都是源出于他们的最高领导的。
生活在这帮人之中，特别是自己又被当局看得如此危险，他们还受到鼓励来欺压你，日
子本该是难过的。然而从我到大房间里的第一个回合来看，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只是没有人和他们讲道理而已。他们本该受到感化和教化，但并没有人感化和教化他们。大
多数干部或至少当权的干部本身就不是有品德的人，何况劳动教养政策规定的所谓教养本来
就是空话。撇开我们这些纯粹受迫害的人不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缺乏为社会服务能力
的人。如若他们有工作做，就不至于危害社会。即使关了进来，如若能吃饱也不至于如此恶
劣。特别是那些孤儿，政府不满于基督教会对他们的收养，然而由民政局而公安局，忽地被
剥夺了做人基本的自由，整天繁重的劳动，满耳粗暴的训斥，他们安得不跑？跑了以后又怎
能不犯法？
所以，我与他们相处时，在生活上大度些，在劳动上卖力些，有事和他们说理。日子就
并不太难过去。有人说为什么劳动要卖力？我认为劳动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惩罚，并且用的是
连坐式的集体惩罚。我们没有能力逃脱这种惩罚，那么你少干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你的日
子当然就难了。当然这决不等于放弃磨洋工的机会，对于那种讨好性的卖力气我是坚决反对
的，我对他们说：
“强迫劳动嘛，不强迫当然就不劳动。”
春节前不久，右派队的陈咏春也关到大房间来了。陈当过户籍警，后来以调干生的身份
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被打为右派。在右派队时他不和我同小组，为他们组的重点对
象。我这才知道我的被关只是我们这些人被迫害的开头。他们被一个个地批斗，强迫他们相
互检举揭发。这时候可谓右派发生了大裂变。自有一帮小人为虎作伥，吠声齐鸣。队长们以
为有我在，会影响他们发动运动的效果，故先把我关走了。其实他们是太抬举我了，我并不
见得有这么大的能耐。这倒反而挑我在大房间里安安稳稳地过了一阵子。陈咏春来此也不吃
苦，他是个用功的人，反到有时间晚上就着自制的油灯练习写作了。
我既被关了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右派队动员“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然而因为我平时
接触交谈的人并不多，那些伥物也掌握不了我什么言论，所以无非是些空头批判而已。却说
有一个和我比较接近的大学生当时正探亲在沪，他写给在农场的另一场员的信被干部拆看
了，信中有称那张队长为张秃头的语句。他得知此事，未免担心，假满回农场，正巧在运动
高潮。为了逃避被批，他就大量地检举我的言论。当时他的确逃过了这一关，可是几年以后
当我再次被迫害时，他反而被牵连而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他自己尝到了苦果，无需我再
谴责。我之所以不提名地写出这事来，是因为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在受到迫害时，本该团结
一致的人们却相互攻讦以求自保。这反映了人性的脆弱，抑或人格的低下呢？在经历了如此
多运动以后，人们对这种事看得实在太多了。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集训队的安稳日子过了没多久，春暖时分，忽然一天我又被押回了白云山，单独关在妇
女队队长办公室旁的一间屋里。这房子一平排五间，我关在最东头的一间，隔壁是管教队长
的办公室，再过去是事务长办公室和仓库等。因为我不听他们的约束，总站在窗口张望，他
们先是派了一个人站在门外看着，管不了我后，又不许人们走我窗前经过，后来不得不用土
坯把窗户封了起来。他们将我秘密地关在那里，似乎象怕人劫狱似的，十分可笑。我这样被
关了月余，倒并不感到单身牢房有什么可怕，只是有一天使我伤心极了。那天，场部的施助
理开门进来，递给我一小包食品，说：
“你爱人来过了，为了有利你的改造，我们考虑不让你们见面。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
我默默地收下了东西，心里感到气愤非凡。“有利改造”这是什么屁话！我妻子在寒、
暑假中来农场接济过我多次，不但路途辛苦，有一次在涛城时回去还因感染而得了肾盂肾
炎，成了终生疾病。此次几个月不见我家信，本就着急，不料还被拒之门外。这些号称改造
人思想的恶棍竟然如此。若干年后我才得知，当她来到山下铺后，虽未能见到我，但我的朋
友黄建基和张亚新等还是冒险去招待所见了她，给她以安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禁闭室闲得无聊，每天用一点方糖屑放在地上逗蚂蚁玩，又过了几天，用土坯隔开的
后半部房间里有了声响，又有人关进来了。等押送的人一走，我赶紧敲墙打招呼，原来是陈
咏春来了。这墙并不隔音，我们得以交谈。后来我们还发现那土坯墙的顶上留有缝隙，足以
传递书籍、纸条。我的单身牢房生活结束了。
又过了不久，我被用卡车押解到了分流庙，那是农场内的拘留所，是监牢里的监牢，则
又是一番情形了。
分流分场是白茅岭最北的分场，设有一个场内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来是座庙，就叫分
流庙，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了。这庙紧靠着公路的东边。沿公路向北约十里路便是梅
渚镇，隔水就是江苏省的社渚了。
分流庙很简陋，只有两幢房，中间隔个院子，院中有两棵五米高的大树。院子的东边有
个厢房，西面没厢房只是一堵墙。后面那幢原来菩萨住的房，现在被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间牢
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栏杆和栏杆门，颇象古代的牢房。厢房没有这样坚固的栏杆和栏杆
门，只有一扇竹门，当然也挂着大锁，本来是做仓库用的，现在也关着人，算是关重犯的特
别牢房。前面那幢门厅，或原来放些小菩萨如四大金刚之类的地方则隔成了好几间，做办公
室，干部宿舍等之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车押来此地后，立刻就被关进了那间厢房。厢房的门是朝西开在
中间的，进门以后，只见对着门放着一张竹塌，塌上盘腿端坐着一位约四十岁光景的、面色
非常苍白的人。门的南端，则是地上铺的草席，席上朝里拳曲着一个很污秽的身影。门的北
面，地上也铺有席子，沿最北的墙则是个双层的架子，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和从犯人
处搜来的东西。室内的光线全靠竹门上一个观察和送饭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阴森可想而
知。门刚在我身后哗拉一声关上时，忽地那拳着的人便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地用头顶着地把
身体弓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扑哧”连声地从鼻孔里喷出血来，同时满嘴地吐泡沫。
对门竹塌上的那位等门上了锁，押我来的人走了才睁开眼睛，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并指指地
下的那人说：“不要紧的，他是个癫痫病人，一天要发三、四次，发过就好的。”我回头一
看果然他虽仍双目紧闭，但已慢慢地平息下来。在他身边的三面墙壁和地上，斑斑点点都是
血迹，散发着阵阵腥气。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人（我如今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个无业游民，来农场时本是
场员，农场变成劳动教养场所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女劳教队里做厨子，本以为他身高不满五
尺，相貌丑陋，还是个瘌痢头，在女队里不会犯错误的。谁知在饥荒年头他交了桃花运，就
凭他的厨房地位，居然娶了一个据说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场员为妻。可惜他偷窃成性，在一次
小偷小摸时人赃俱获后被捕，又轻信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赃物。于是在他住
处床下搜出了用竹筒装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钱。这样一来，一方面根据赃款数额被判了五年
刑；另一方面本来一贯受他欺凌的老婆发觉他竟到手了这么多钱，而又瞒着她从未一同享用
过，一气之下提出要和他离婚。他经不起这双重打击，马上就旧病复发瘫倒了；在思想行为
上也一变积极汇报的往态，大骂共产党骗了他，说坦白其实是自杀。他当时关在这间成为拘
留所内的禁闭室的仓库里一则是因为这病无法住在拥挤的监房里，二则也是在等着送往劳改
队里去。
那位同房间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关在牢里仍然服装整洁，有一次我按当时的习俗穿毛
服不钮扣子，他批评说“这又不是西装！”我听了不禁对他肃然起敬。的确，他遇事说话谦
谦然有君子之风。
在我谈过了我“案情”后，他的故事也就一一为我说来了。他是4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
学的毕业生，在美商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会计。49年后被留用下来。58年也在运动中被
劳动教养，总算他不久就脱帽当上了场员。我想，他大概是修养到家，有办法忍耐，不与队
长顶顶撞撞，或许是碰上了不太凶恶的队长，总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场的一个女队里当统
计员，也兼管厨房的账目。那儿的一个队长与某个女劳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里。后来那队
长调离到另一个队去了，这暧昧关系当然也难以维持。但那队长倒还是个有情感的人，常到
女队的统计员处坐坐，通过蔡康定每个月贴给那女的五元钱用。当然他和蔡之间也就话匣子
常开了，不免透露出许多内部消息，例如，他就预先知道了右派要集中，知道了些场员出场
的条件，也知道一些干部间的事情。老蔡当然也有一些在其它队的场员朋友。出于对各自前
途与出路的关心，他们相互也就谈开了。春节时，蔡去上海探亲。他的朋友说话不小心被人
窃听去汇报了，队长们奇怪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事这么多。就一连串地关了许多人，他们挺不
住，供出了消息的来源。于是这些干部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忽地被激发了起
来，使他们如临大敌，认定必然有个美蒋特务之类在刺探他们的了不得的情报了。这特务非
他，通晓英语的蔡康定是也。所以蔡一踏回农场，立刻被捉将进来，把他的行李来个兜底
翻，硬面日记本连书面全拆开，罐头食品一罐罐打开，倒出来看个明白。当然一无所获。几
经审讯，案情大白。于是一关半年许还在等处理呢。
我从一关进拘留所的当天下午起，就受到了日以继夜的轮番提审。提审是在办公室里进
行的。那拘留所有一大两小共三间办公室，大的一间也不过十来个平方米面积，拼放着两只
写字桌，对面对坐两个干部，朝南坐的是一脸凶相的拘留所秦所长，人们送了他一个秦始皇
的雅号。南面紧靠着是另两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各有一只写字桌。提审时，被审者坐
在一只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而提审干部则靠着椅子坐在桌前发问。
在几个月中，审我的人换了好几次，有陈队长、颜队长和杨队长，有时秦所长也来凑热
闹，端端架子妄图吓唬人而已。
提审虽旷日持久，其实无聊透顶。本来就没有事，又能问出什么来呢？幸而当时还不是
文革时期，我并没有受到严刑铐打，但可说从头到尾都是进行着诱供。这种非法的审讯方式
之所以能得逞，实在是因为法制概念之荡然无存。由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被颠倒过来的，
政府不是人民的公仆，反之却是人民的主人，所以你必须回答他们的一切提问。于是，就得
把你从小起的一切事不论大小都当作“罪行”一般来“交代”。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党（甚至
还不是政府）是不可能错的、是应该主宰一切的、是有权对你的一举一动进行审查的。你必
须在任何时时候如实地向他们供述你从父辈起的历史。客气些说这叫“向党交心”，否则你
如“心”都不交就足证反党大罪了。一旦落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先决不向你提具体的为问题
而是用肯定的语气叫你交代罪行，一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架势。有的刑事犯罪分子经不起这
一吓，供认了另一件并未被掌握的事者有之，供认的范围远远超出被掌握情况者有之，里面
的行话说这都是“插错了扑落（35）”。第一招恐吓不见效，或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就使出
了第二招曰骗。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攻心战术”，向你大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
策。不过坦白是从来不可能有宽大的，除非你被用来做诱供其他人的工具，即便如此，则今
天宽大处理，不等于明天不推倒重来。而当你感到并没有得到宽大时，辩证法的妙用又来了
“宽大处理不等于不处理嘛。”“宽大也不是无边的嘛。”
35Plug的译音，意为理解错了被掌握的案情，插错了插头。
我断然否认了有任何“罪行”可交代的。于是就转入第二轮的“政策攻心”。他们装出
了“苦口婆心”的姿态，一再念诵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符咒经。还说他们是如何如
何地在为我好，
“你千万不可误会，我们是在帮助你，决不是要想打击你。
我也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说：
“当然，当然，我决无误会之理，帮助和打击完全是黑白分明的两码事，那有误会的可
能？又不是黑的和灰的或还需要人提醒。”
当他们听出了我话中的话后，马上勃然大怒，又换了一副嘴脸：
“你交代也罢，不交代也行，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我们有人证、物证，足够判你
重刑！”
啊呀呀，即使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摊牌，问具体的事了，也无非是“你对某人说了某话
没有？”那也只是些连言论也算不上的话，因为那些一言半语，何尝“论”过？即使有人咬
定了检举你，又何尝谈得到“物证”？
我首先被关以后，原右派队又陆续地有人被送进了分流庙拘留所。他们是前文提到过的
陈咏春，原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陈象哉，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郭厚祯，外语学院俄语系
的周善成等人。他们都分别被关在里面的号子里。
郭厚祯是一位来自溧阳农村的大学生，为人特别忠厚老实。说话不知道防备别人，所以
当然也落入了被审查的结果。审了一、二次就被带上了手铐，进行“闷关”不问了。
周善成是个喜爱说话的人，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得了一个法国马克思的外号
（36）。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我们的社会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吗？所以平时牢骚较
多，被关了进来。审讯中，一再要他交代思想根源。他说思想难道有罪？审讯员作了肯定的
回答。周于是抓住了话柄，说“我昨晚做梦，梦中想和伊丽莎白女皇相好，为什么不送我上
国际法庭呢？”气得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