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红卫兵档案》是一部全景式纪实文学作品，全书共26万字。
　　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依然让人寒心
凉齿的“文革”浩劫。“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
　　当年，他们只有十七八岁，盲目地卷入“文革”，把自己的一切狂热地奉献给了某
种宗教般的信仰。谁知道这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血与火的炼狱，红卫兵们亲眼目
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画，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
鞭挞、拷打和撕裂。几乎每一个红卫兵都是从“文革”浩劫中爬着出来的。他们衣衫褴
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象一组雕塑群，象征着永恒的苦
难与风流。
　　《红卫兵档案》一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
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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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风起云涌

1―1、出事了！
地火在运行　乌托邦的理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狼烟四起　北京大学爆炸了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炮打司令部”
1―4、红海洋
进攻！再进攻！　神圣大检阅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章：大串连与破四旧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揪出黑后台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　砸！砸他个稀巴烂！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红色恐怖万岁！”　镀金的天空
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第三章：惨痛的历史图像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炮打九级司令部！”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红卫兵监狱”　痛苦的涅磐 

第四章：动荡的中南海

4―1、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　刘少奇的灭顶之祸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中央党校“失火” 

第五章：天下大乱

5―1、“7・20事件”
毛泽东南巡　“反革命兵变”真相　“揪军内一小撮”
5―2、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第六章：盖棺难定论

6―1、“5・16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文革波及海外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揪“5・16”风靡全国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毛泽东一锤定音

尾声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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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1966年，人类历史上一幕大悲剧在中国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仍让人感
觉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屈指算来，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那些惨痛的历史图像
一幅幅沉入记忆深处，被欢笑、鲜花和转眼即逝的一个个新浪潮所掩埋。太多的苦难，
教会了中国人用抹掉痛苦记忆的遗忘方式来对付，更加悲哀的是，这种遗忘方式已经成
了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劫难的亲身经历者们偶尔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披衣
而坐，聆听窗外开籁般的声音。只有在那时，当他们回忆起自己逝去的生命、青春和激
情，心灵会一次次被痛苦吞噬，也只有在那时，才有片刻功夫对“文革”作点反思。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由
于种种并不算复杂的复杂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型现象：“文革”在中国，
“文革”学却在国外。
　　当然，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会为这种畸型现象而痛心。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有良知
的中国人都会为改变这个畸型现象而作出努力。“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今的人
们太忙了，谁也不愿、也懒得去惹这个麻烦。何况，当二十世纪正一点点溶入暮色的时
候，人们忽然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天早晨我醒来了，真想做点什么事，一头便撞进了“文革”迷
宫，我要用手中的笔记下那段充满血水、泪水和耻辱的历史。这有点像骑着瘦马挺起长
矛去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先生，有着不识时务的愚蠢和自不量力之嫌。
　　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得经受住物欲的诱惑。历史毕竟在隆隆行进，伴随二十一
世纪的曙光出现的是中国人的发财梦。经历了二十世纪绵绵不绝的苦难，千百万人像是
忽然发现了遍地黄金，即使在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路上，也到处能看见熙熙攘攘忙碌
着的人潮、花花绿绿的时装以及商贩们的叫卖声。一个回忆“文革”苦难历史的人，在
那些人群中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啊。抛开这些不说，单就资料的勾沉和繁杂的采访，也是
十分艰难的，相信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写作者都有深切的感受，在此不多赘述。最折磨
人的，莫过于内心里的一种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因为力不从心而最终放弃这次写作。幸
运的是我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有了这部关于红卫兵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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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红卫兵，是我的一个夙愿。任何一部记叙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任
何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如果不涉及红卫兵问题，就不能说是完备的。红卫兵运动以
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当年那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五十来
岁的半大老头了。岁月沧桑，令人扼腕叹息；回首往事，寂静的夜半时分不时传来他们
苍凉的唏嘘声。
　　青春已经不可挽留地逝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是在电影电视和一切
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宝贵的青春却屡屡被漫画式地简单丑化。
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土匪”红卫兵挥舞拳头，雨点般
砸向受难者。刑车开过来，受难者挂着黑牌睡袍强行推上汽车，旁边的一个女人眼泪刷
刷往下流淌，一个孩子叫喊着追上去，不知怎么脚下绊了一下，孩子倒在地上，紧接着
伴奏起了激扬的音乐效果。
　　仅仅这样描写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一个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谈到这一现象时悲愤
地说：“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还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
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红卫兵运动是一场悲剧，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对历史
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那只能是这场悲剧的悲剧性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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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这样说过：“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如果借用这句话来形容红卫兵，
说“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也是有道理的。十七八岁，二十多岁，他们盲目地
卷入“文革”，狂热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信仰，这是宗教，也是陷阱。谁想得到，那
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布满血与火的炼狱。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
图像，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几乎每
一个从“文革”中出来的红卫兵都是爬着出来的。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
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像上群雕塑，象征着永恒的苦难与风流。
　　于是，就有了许多自封的和被封的封号：“苦难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沉
思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伤痕累累的一代”……这些全是他
们，又全不是他们，他们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自己也就变成了错综历史的群体。迷
惘之后有的人沉沦；沉思之后有的人堕落；愤怒之后有的人开始向社会报复——疯狂地
占有和掠夺。当然有更多的人从伤痕累累中站起来，继续前行。
　　一个当年的红卫兵说：“我们的青春是付出过血的代价的。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无
比绚丽，充满了生命的启示。”另一个红卫兵说得更激动：“现在想来，那时的张牙舞
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人的融融温情，
却实在难以体会那种广阔的意境以及内心里难以遏制的豪情了。”
　　红卫兵，一个苦涩而又浪漫的名字，一个让人激动又让人沮丧的名字，它同“文革”
那一段总也抹不不去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组合成一代人的青春画像。今天，那些当年的
红卫兵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越来越多的目光注意到，走回历史前台的
当年那些红卫兵们的身上，曾经闪烁过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光芒，并没有多少减弱。
　　举一个例子。他叫张承志，这个名字，至少在当今的文学圈里是人人皆知的。据说，
“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张承志最先叫起来的。和其他红卫兵
相比，他的经历也许还不算太坷坎。红卫兵运动在中国渐渐消亡的时候，他被另一场方
兴未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到了内蒙古草原上，成了个孤独的牧羊人，挥舞羊
鞭放着一群黑山羊。在那个风雪茫茫的下午，当他听说招生的人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
“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住雪地跃上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上裹
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火迁徒呢？”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幸运的是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招生的老师问他有何爱好。“爱
好？我爱好到处逛。”这样理想主义的回答，结果是被分到了严谨古板的历史系考古专
业。但是他最终背叛了这个专业，皈依了他自以为神圣神秘的文学殿堂。他的这种选择
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他胸膛中燃烧着的殉道者般的理想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一次次
表现出来：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再到《金牧场》、《心灵史》，他那能够代
表一代人精神家园和心路历程的神奇文字，曾经点燃了无数渴望燃烧的生命。
　　这种理想主义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心灵史》中，再次被推向极至。这部可歌
可泣的英雄史诗写的是中国西部回民一个神秘的教派“哲合忍耶”，他们以死作为信仰，
一代代传播殉教思想。崇尚牺牲，追求苦难、逆境和厄运，为了信仰，承受了不可思议
的苦难与牺牲。
　　张承志在这部书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战
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这种充满激情的文字使那些当过红卫兵的读者激动不已。理想主义曾经使他们迷乱，
使他们吃了大亏，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似乎知道，理想主义
是他们在苦难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一点希望之光。
　　他们继续前行了。当年英姿飒爽的年轻身影，如今差不多显出了老态龙锺，这有些
沉重苍凉的味道，但是他们毕竟继续前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并非所有红卫兵都能够活下来继续前行。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为井冈山大串连二十周年写下的祭文《历史深思录》
中，叙述了一个叫林金凤的广州女红卫兵死于脑膜炎后安葬的情景：
　　有几百名红卫兵送葬。大多数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犹如前面的几十
面旗帜，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昌等祖国各地
的长征队的旗帜，第一次汇合在一起。
　　肃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风拍打旗帜的声音，强悍、尖厉，让人感到它们随时有
可能会被撕开，或者被折断；只有几百双脚踩在满是冻雪的土地上的声音，“咔嚓”，
“咔嚓”……洁白的晶体顷刻间化为一滩污水，像是雪在呻吟。
　　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
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他们的明
天……
　　悲怆凄凉的文字让人眼眶潮湿。但是和后来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死难者相比，这个广
州藉女红卫兵应该算是幸运的，她的死毕竟激起了那么多同情和怜悯，毕竟还有那么多
红卫兵战友为她送葬。
　　“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
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在那一刻，
她也许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舞着，舞着，她忽然扔掉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甚至
来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从楼顶
上跳下去了。这位女红卫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对方一派同
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
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第二天，女红卫兵
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
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
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
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
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
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
的红卫兵遭殃，女红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
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容》一书
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
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宽容”对于我们
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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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
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们一个个遍体鳞
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
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
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疑惑
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
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
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
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
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们时刻提
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地火在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
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
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
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
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
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
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
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
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
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
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
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
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
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
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
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
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
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
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
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
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
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
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
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
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
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
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
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
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
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
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
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
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
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
“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
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将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
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
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
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
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
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
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
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
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
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
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
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
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
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
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
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
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
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　　　　　　   ※　　　　　　　　 ※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
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
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
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
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泽东一人专用的。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飞机，以备
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毛泽东在这里，通过江青的一个个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同毛泽东联系最密切的是
林彪，林彪住在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别墅里，频频前来拜访。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费正清这么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在搞‘复辟
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事情大体上如此。毛泽东要向“一线”进攻，手中不能不抓紧军队。
　　歇息的时候，毛泽东换上游泳裤，活动几下筋骨，下到西湖里去游泳。毛泽东对游
泳有着特殊的爱好，万顷碧波中，他一会儿拍打水面，一会儿仰泳——躺在水上看蓝天
上的白云，心中充满豪情与遐想。
　　毛泽东的这种豪情与遐想却是一次迷误。他的乌托邦理想是，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
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特权、“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
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决不
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
功经验来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
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军队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作为一
个平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是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写了致林彪的
信，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五·七指示》。其主要
内容摘录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
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
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
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顾
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
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
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
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报》在发表《五·七指
示》时编配了一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社论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
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
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
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空
想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如此构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
他向往、憧憬这样一个社会，他为自己所勾勒的这幅乌托邦图景而激动不已。
　　问题是要立首先得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思考，他现在又感到精力一点点重新
回一邓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觉得可以向“一线”动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
宾馆里，他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建议刘
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几天，领略一下祖国的边疆风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到杭州开会。
　　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和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宾馆前的草坪上一边散步，
一边心情不安地猜测：这样紧急，莫非是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他们知道，这几年和苏
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专机直飞上海，然后由专车接到杭州，走进会场，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
《二月提纲》。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态度很严厉。他明确地指出：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
派”，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说到激动处，毛泽东站起来，手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往下一劈：“要向中央进攻！”
　　刘少奇、陈毅等人无不骇然。
　　实际上是在演戏。这场戏是演给刘少奇看的。趁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之机，毛泽东已
作好部署，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风风火火起草了关于
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决彭真问题，只是运动“揭盖子”的开端。
　　摆在刘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
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于挨批而瘫痪，打倒彭真只是迟早的事。

　　　　　　　　  ※　　　　　　   ※　　　　　　　　 ※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通过康生对会议进行遥控指挥。
　　这次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主持者刘少奇却始终没有发言的
机会。
　　头两天，由康生作了长达八小时的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
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
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
康生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
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起讲到1966年，重点
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
　　5月7日上午，陈伯达讲话。他用“新帐老帐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
的“问题”。这种办法特别恶劣。按照这种办法，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则过错越多；
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辩，很容易把人搞臭。
　　这三天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些讲话给了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使与会者震惊。
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为了加强火药味，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由林彪讲话。林彪的这次“五·一八讲话”
大谈政变经，曾经是很有名的。
　　林彪对读书并无多大嗜好。这个孤癖阴冷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时候
也爱在宣纸上涂抹几笔。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他躲在阴森森的房间里苦心孤诣地研
究起政变术来了。他翻阅古今中外书藉，研究历代的宫庭政变，特别是研究古今中外开
国皇帝的传记及获得政权的历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还写了不少笔记，其中有的相
当晦涩，如“烛影斧声，千古之迷”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
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举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天下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
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率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
爱吃熊掌，请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说“熊
掌难熟”，成王被迫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政权。晋献公、齐恒公、
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除了砍杀夺取政权者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政
变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王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秦
始皇统治初期，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吕不韦的手上。
　　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
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
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作当傀儡的
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
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接着他顺
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
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
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
“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的夫人严
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
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
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
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
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
“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
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
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
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
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
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
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
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
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
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出来，可
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
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
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
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出自毛泽东之
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
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
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
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
—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
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
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
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
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
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
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
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
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
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
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
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
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
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
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
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
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
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
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
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
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
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
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
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
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
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
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
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
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
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
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
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
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
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
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
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
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
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
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
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
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被她爸爸
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
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么父亲和
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
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
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
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氓语
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今不同了，如今，
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
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
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
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
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时，北京戏
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
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
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
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
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然后用这把火去烧党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出他的老婆曹轶欧带领7个人来到了北大。
　　钦差大臣驾到，说是来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
别墅里。
　　晚饭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小别墅里却空空如也。
　　此刻，曹轶欧正住在远离北京大学五里外的西颐宾馆，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
谈。
　　点这把火，得先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物。
　　经过比较和筛选，康生和曹轶欧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由曹轶欧亲自挂电
话，和陈守一约时间登门拜访。
　　谁知道陈守一是一介书生，迂腐得近乎可爱，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1966年5月，他竟
然说出这样的话：“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他们搞的鬼。”
　　陈守一摇头：“我不这么看。”
　　陈守一的这番举动让曹轶欧大失所望。
　　碰壁之后，曹轶欧改弦更张，重新选定了点火的人物。
　　她叫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
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年42岁。聂元梓在北大属于受排挤的一类。在北京
大学这样一个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缺少
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聂元梓，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她甚至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次批判肖
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聂元梓竟然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缺乏起码常识而又十分张狂的女人，他在
全校提拔了5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和聂元梓这种不懂行的干部形成鲜明对照。聂元
梓对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恼火，认为陆平树“五朵金花”是出她的丑。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时也有所耳闻，但是当曹轶欧再一次将聂元梓的
情况作了全盘介绍，并说准备由聂元梓在北大点火时，康生点了点头，恶狠狠地说了句：
“这个时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厅里，被请来的客人聂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轶
欧微微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杯香茗，然后亲热地坐到了聂元梓的身边：“元梓，请你来
是要同你谈件事。”
　　聂元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心里升起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
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
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
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聂元梓、宋一秀、
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
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
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
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
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
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
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意。这本来
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
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
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快，会议被冲散，
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对
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
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梓一起在
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
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指示（因
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
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
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虽有一丝慌乱，
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
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元梓大字
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
“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
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
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
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
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
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
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
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
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
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
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冲击
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
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
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
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
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全国有55所高校和
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
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
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
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
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　　　　　　   ※　　　　　　　　 ※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
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
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
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
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
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
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
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
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
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
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
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
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
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　　　　　　   ※　　　　　　　　 ※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
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
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
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
“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
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
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
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
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
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
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
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
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
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
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
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
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
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
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
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
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
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
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
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
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
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
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
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
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
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
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
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
“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
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
“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
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
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
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
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
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
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
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
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
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
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
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
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
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
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
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
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
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
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
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
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
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
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
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
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
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
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
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
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
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
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
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
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
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
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
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
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
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
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
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
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
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
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
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
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
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
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周小舟立
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
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
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
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
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
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
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
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
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自
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
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
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
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
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
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
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
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
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
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
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
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
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
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
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
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
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
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后来与《五·七指示》一道，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献。《五
·七指示》讲的是“立”，是建立一个人人会做工，会种田，拿起枪来会打仗，提起笔
杆能写文章的无产阶级“新世界”；而这封信则主要讲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　　　　　　   ※　　　　　　　　 ※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乘专心列来到武汉，在黄鹤白云的故乡，毛泽东准备
再作一次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就是畅游长江。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
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
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
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
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
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长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汉市委组织的5000多名游泳健儿外，还有湖北省
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周围的
人回答：“45分钟。”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他继续向东游去。
　　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
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开，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
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实再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党和国家
掌舵的地步。
　　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
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
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
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
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
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
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
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
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
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
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
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
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
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
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
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
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
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
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
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
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
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
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
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
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
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
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
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
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
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　　　　　　   ※　　　　　　　　 ※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
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
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
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
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
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
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
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
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
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
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
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
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
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
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
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
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
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
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
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
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
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
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
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
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
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
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
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
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
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　　　　　　   ※　　　　　　　　 ※

　　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
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的声音。有中央
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
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
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派”的冲
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
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
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标直指
“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
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
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
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
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到会的
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
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　　　　　　   ※　　　　　　　　 ※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
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
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
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
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
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
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红秀
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
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文化大
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
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把这一情况说成是“老
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
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取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
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
也莫明其妙。”
　　有人走上去给刘少奇递了个字条，刘少奇看过之后，声音又由低沉转为激昂，他热
情地大声宣布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望我们大家来了！”
　　人民大会堂大厅里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从大
会堂的台后走上来，在台口转了一圈，既没同刘少奇握手，也没有同他打一声招呼，只
是向欢呼的红卫兵挥挥手，显示了一下最高统帅的风度。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冷淡，连
台下不知中央内幕的红卫兵都看出来了。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节拍
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着天壤之别吧。
　　刘少奇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悲凉的心境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又将全付精力扑
到了工作上。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加猛烈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　　　　　　   ※　　　　　　　　 ※

　　恰好在这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大字报底稿由江青转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过后觉得颇对味口，应该抓住这件事做点文章。尤其是红卫兵在大字报中引用
他昔日那句“造反有理”的语录，更使他感到高兴。8月1日，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
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
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
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
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
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
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
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
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信的下款，签名的“毛泽东”三个字，龙飞凤舞。
　　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三个红卫兵代表召到中南海钓鱼台，向他们展示了毛
泽东这封信，红卫兵惊喜万分。当即，他们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将这个振
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给红卫兵战友们。
　　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一份红卫兵战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特大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巨大的暖流激起
心头的热浪，引下了满眶的泪水。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毛主席的来信，这是亲切的教诲，深情的嘱托，热烈的支持，语重心长的叮咛。毛主席
的话，像催征的战鼓，敲击着红卫兵战士灼热的胸膛；毛主席的信，像春天的雨露，滋
润着革命青少年坦荡的心田……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它阐明
了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毛主席这封信，是我们红
卫兵战士继续革命的方向盘。它提出了对红卫兵的革命要求，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和‘解放全人类’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了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憾了全世界！”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稳住红卫兵的阵脚，鼓动他们更加大胆地起来造反。毛
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径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称号，各大学校的学生组织
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纷纷改成了“红卫兵”。至此，红卫兵运动开始蔓延全
国。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会上，谢富治首先发难。显然是毛泽东事前给这位公安部长交了度，不然谢富治炮
轰起刘少奇来，就不会如此有恃无恐。
　　接下来文革小组那几个头面人物发言，会场气氛沉闷压抑，人人紧张自危。
　　突然，江青开口了。她走到刘少奇对面，手指着他的鼻子：“刘少奇，你派工作组
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必须亲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说着，她看一眼会议桌两边的其他人，尖着嗓子喊道：“我认为，刘少奇必须到北大、
清华去检讨，必须到北大清华听取革命小将的控诉和批判！我强烈要求主席批准这个革
命要求！”
　　会场哑雀无声，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震惊了，不知这里究竟是党的高层会议，
还是红卫兵小将的斗争会场。
　　沉默中，刘少奇叹了一口气，歉意地开口了：“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
误，特别是工作组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毛泽东冷笑一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天生一副好斗的性格。有一次，西方一位记者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用“温
和”二字概括，毛泽东当场反驳：“不，中国人是好斗性格。”停了一会他又补了一句：
“我就是好斗的。”
　　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开始讲话了：“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
央书记处，而歌文革小组。”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讲话略微深奥了些，但是其中有内涵有
深意，并且直接关系到在场许多人的命运，不能不仔细听。“中央许多部，没有做多少
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毛泽东说着把话题一转，谈到了工作组：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
镇压学生运动……”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说。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点燃一支烟，站了起来，一只
手叉在腰眼上：“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律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
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的大声指责，使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叶剑英打破沉默，说了句为双方开脱的话：“中国有这么大的地盘，还有几
百万军队，我们不用怕牛鬼蛇神。”
　　毛泽东回头看叶剑英一眼，坚决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

　　　　　　　　  ※　　　　　　   ※　　　　　　　　 ※

　　为了增加对刘少奇等人的威慑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抓了这么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抓笔杆子：8月5日，毛泽东亲自动笔，在一张《北京日报》上写了《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件事是抓枪杆子：8月6日晚，毛泽东要他的秘书徐业
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彪在吴法宪的陪同下，乘专列返京，这意味着毛泽东
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军队。
　　下面就这两件事分别叙述一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铅印后，发给了与会的全体代
表，并附有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
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
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
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
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以这张大字报在十一中
全会上的发表为开端，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
部”。
　　为了表示军队对毛泽东的“紧跟”，会上由林彪作了重点发言。林彪谦卑地说：
“没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然后
林彪把所谓考察干部的标准归纳为三条：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
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
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林彪说：“这
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我
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　　　　　　　　 ※

　　毛泽东带头向刘少奇开炮，刘少奇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了。即使回到家里，他的心情
也难于平复。在饭桌上吃饭，儿女们谁也不说话，他们隐约听说父亲犯了错误，不知该
怎么办。刘少奇看着孩子们忧郁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心事，微微笑着说：“你们
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完他脸上依然微微笑着，孩
子们却潸然泪下。
　　一位跟随刘少奇多年的老工作人员走过来，迟疑了一下开口说道：“派工作组这么
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说着老工作人员声音哽咽了，“我们盼着你为国家
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刘少奇默默听着，沉思着。一连几个小时，他不停地抽烟。最后刘少奇站起来说了
一句话：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　　　　　　   ※　　　　　　　　 ※

　　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
出乎到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林彪的名字紧排在毛泽东之后，居第二位；而刘少奇的名
字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此，毛泽东把中央的权力牢牢掌握到了他个人的手中。

  1—4、红海洋

　　进攻！再进攻！

　　中央八届十一中会会闭幕之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当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
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
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报喜和欢呼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市有
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祝贺。锣鼓
声、鞭炮声以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连居住在中南海深处的人也为之震
动。
　　在狂喜的人潮中，毛泽东却在冷静地思索着。群众逐步动起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
但是运动的阻力依然不小。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有很多人思
想不通。他的头号政敌刘少奇最后虽然让步了，但抵触情绪很多明显。刘少奇说：“派
工作组是经过中央讨论并请示主席同意了的，说工作组有缺点可以，但不能说是镇压学
生运动，更不能说是反革命。”多数委员听了刘少奇这番话后，在会上持观望态度，有
的甚至当面顶撞毛泽东。在毛泽东使用非正常手段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刘
少奇表示有“保留意见”，并且表示说，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
问题，他并没有搞什么“背后活动”。
　　种种迹象表明，刘少奇采取的是一种有分寸的退却方式。用毛泽东的话说，他这是
僵而不死，有了机会之后还会反扑过来。
　　对此，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进攻！再进攻！

　　　　　　　　  ※　　　　　　   ※　　　　　　　　 ※

　　进攻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毛泽东对他所不信任的那个中央已经采取了组
织措施，而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刚组建，急需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某
一方面”应该是亿万革命群众。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祝贺《十六条》
的首都革命群众。当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能相信自
己的眼睛。片刻后，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
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连连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他被群众簇拥着登上了接待站讲台上。
　　在讲台上，毛泽东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在空气中颤动着。群众欢呼起来，像潮水般涌动着，
激动万分。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会见革命群众》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刚
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
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面对成千上万狂热的群众，毛泽东并不惊讶，这样的欢腾场面他已经习惯了。1958
年以前，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那时他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甚至有些厌恶。历史
的记忆中，保存着一帧帧共和国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画面。可是1958
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在党内滋生、发展并向社会上蔓延。毛泽东也一改初
衷，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在一次会议上他揣出了自己的看法：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
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
了。毛泽东这番话，将领袖与真理划等号，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决定小小地利用一下
群众的这种个人崇拜心理。在8月10日这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启示：
他在群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与群众见面并发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运动
的高潮。于是他决定多利用这种公开接见的形式，来组织千百万文化大革命的大军。
　　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神圣大检阅

　　1966年8月18日，是千百万红卫兵难忘的一个日子，也是他们政治生活中一个激动人
心的日子。
　　午夜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过来。街上响起了红卫兵的笑声、歌声和呼喊声。在
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一辆辆军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们从各个招待
所运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有组织严密的首都红卫兵将他们安排在指定的区域。
　　广场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桥两侧由5000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组成的人墙；
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西城区的80万
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红卫兵。而
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是1500名红卫兵的精英，他们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北
航、清华附中、25中、八一中学等这样的名头甚响亮的高、中等学府。
　　红卫兵们每人手里握着红宝书，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红色
燃烧着，照耀着他们，炽烤着他们。
　　天安门广场上，各种标语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毛主席万岁！”、“誓将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
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为实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号召而努力
奋斗！”……。
　　东方破晓，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拢来，并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上百万颗年轻的
人头拥护着，攒动着，把整个广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期盼与等待的喧闹声如决堤而出
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汹涌奔腾。
　　上午7点30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从数十个高音嗽叭里响起；陡地绷紧了百万红
卫兵们的神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喜事啊。这时，
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毛主
席就要来了，毛主席就要来了……
　　红卫兵中出现了骚动。人群沸腾起来了，有的尽力踮起脚尖，有的拼尽全力往前挤，
一个女红卫兵用尖厉的嗓音喊了声“毛主席万岁！”顷刻间，天安门广场地动山摇，震
天撼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
　　在一个女红卫兵的陪伴下，毛泽东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出现在红卫兵们眼前，他
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
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招手致意。
　　毛泽东穿着绿军装，无非是向中央高层显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革资产阶级
的命，大不了我再上一次井冈山。”毛泽东以72岁高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不过是一
句气话，但是中央高层的领导谁也不敢怠慢他。这一天，几乎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
央领导人全都穿上了绿军装，林彪的夫人叶群因为没能穿上绿军装，满腹怨气，她把警
卫处处长叫到跟前说：“你看，别的军委副主席今天都穿军装，就贺龙跟我过不去，昨
天还特别通知了一回，他还是不送军装过来。”穿军装，成了一种特殊的殊荣，也成了
是否紧跟毛泽东的一块试金石。
　　在大会进行中，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方阵里神情更加紧张专注。这些十六七岁
的女红卫兵们密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全国全世界都将对红卫兵刮
目相看。毛泽东走过了金水桥，走到了人群中，高三年级的女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一摔羊
角辫，正一正绿色军装上的领子，拉一拉军装下摆，冲出队伍一路向毛泽东小跑过去。
　　宋彬彬用激动发抖的手向毛泽东献上一只标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毛泽东
左臂往上抬，让为名女红卫兵把红卫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泽东始终微笑地看着这
一切，并同她握手，此时，毛泽东感觉到女红卫兵的手微微抖颤着，是太紧张太兴奋了。
　　毛泽东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激动万分地回答：“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笑了笑，说：“要武嘛。”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广场上的红卫兵们迅速传送着这一消息，相互热情
拥抱，使劲地拍手庆贺，刚刚擦去的喜悦的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红卫兵
们纵情高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毛泽东明白他接受这只红卫兵袖章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当上了红卫兵
的“红司令”，是出于要“天下大乱”的需要。但是，他也许还没有仔细想过，一旦
“天下大乱”之后，再进行“天下大治”，这些红卫兵将会变成什么？
　　——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扔在路边的谁都可以踢上一脚的打狗棒。
　　——甚至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人唾骂的恶魔。
　　红卫兵的悲剧性命运，事实上从它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而历史总是在人们回首往
事时才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

　　　　　　　　  ※　　　　　　   ※　　　　　　　　 ※

　　在封闭禁锢了的中国，在被冲天豪情冲击得疯狂了的中国人中间，谁都不会——也
不可能去关注我们这颗星球上同时还在发生着什么。
　　1966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一座宏伟的、具
有佛罗伦萨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里，闪动着一片昏暗的烛光。徐缓的钟声飘荡着，赞美
诗的乐曲低沉地响起来，使人想到庄严肃穆的天国。
　　教皇保罗六世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缀有几束金色流苏的法冠，穿一身洁白的法衣，
走上了教坛。他身后的十字架上，一幅痛苦的耶稣受难图使教徒们的心境变得十分宁静。
　　在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
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
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与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
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保罗六世在说这番话时，神情暗淡，声音沉郁。特地坐飞机从欧洲、美洲等地赶来
参加这次祈祷的众多教徒们和教皇一样，又为这个充满了困惑的非理性世界添了一份担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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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历史记载。“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宋彬彬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中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
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
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
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苦涩的历史、往日的幸福与激动全都化作一
缕轻烟随风飘散，留下来的回忆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尴尬。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
文章中写道：
　　“今天真是我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幸福的大喜日子！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代表，我们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八点零五分，红卫兵战士宋柏林、骆小海、韩军，实在忍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
奔进了天安门城楼，来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他们一见到毛主席，什么都
忘了，只是一个劲地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坚强的手啊！就
是这双手，挥笔写出了革命真理；就是这双手，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这双手，
指挥着我们打下了人民的江山；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保卫着人民的江山！紧握这双
革命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好！’红卫兵战士这才想起还没有通报姓名，
连忙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毛主席问：‘哪一个？’红卫兵战士=齐声答：
‘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红卫兵战士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小兵’，‘我们要革命，
要造反到底！’毛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巨大的鼓舞激励着红卫兵战士，大家
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念头道出来：‘毛主席万岁！’他们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恋恋不
舍地走了出来。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顿时沸腾了。
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异口同声地说：‘祝我
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同声欢唱，
大家的心啊，早就飞到了毛主席身旁……”
　　幼稚的笔端流淌出如火的热情，这一团团火，能点燃整个世界，红卫兵们当时的情
绪，大概只能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句话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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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林彪作了长篇讲话。林彪的讲
话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通篇充满了“打倒”之类的字眼，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总动员令。
　　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
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
蛇神！……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的讲话是高调，周恩来的讲话是低调。周恩来在讲
话中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
后当群众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
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
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八·一八”大检阅，是一场充满宗教色彩的神圣布礼。毛泽东站立在天安门城楼
上，犹如站立在罩着光环的神坛上的宗教领袖，使中国六十年代那一群体充满政治热情、
誓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衷心拥护和爱戴毛泽东的热血青年——红卫兵们，走向了个人
崇拜的祭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以满腔热血甚至生命来
血祭这个祭坛。
　　毛泽东的迷误，使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错误的起点上。千百万红卫兵们
将终生这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付出沉痛的代价。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和反思

　　徐雅雅，早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一批老红
卫兵，1966年8月18日，她组织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唱着歌，打着竹板，列着
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这帮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很懂得表演性质的艺术效果，为了显示
得更加革命一些，几个男红卫兵特意去剃了光头。他们穿着略嫌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扎
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唱歌，一边用竹板打出“啪啪”响的
节奏，特别神气威风，也特别引人注目。
　　也许因为徐雅雅是戏剧学校表演系学生的缘故，“八·一八”大检阅后，毛泽东又
一次检阅红卫兵，通知徐雅雅去领喊口号。
　　天安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
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刚一落下，
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
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慢慢往下
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
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
　　徐雅雅兴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
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
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
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
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
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
存，安排好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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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作家陶正，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流行一时的长诗《理想之歌》的执笔者
之一。他是这样回顾那段历史的：
　　“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写了《理想之
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皇权主义’
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
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
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清华附中领头扯旗造反的红卫兵卜大华，命运坎坷不平，“造反”后才4个月，因
“炮打中央文革”投入囚笼，随后又被撵出北京，下放到陕北的山沟里当知青。卜大华
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图书资料中心咨询开发部工作，他回顾这一切时说：
　　“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章，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
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
到了陕北的山沟里，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
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了眼泪。还
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
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
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1966年8月18日，百万红卫兵集会在天安门广场。其时，另一个红卫兵李冬明还因为
反工作组被当作“反革命”关押在一所中学里。后来毛泽东需要革命的“孙猴子”，李
冬明成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
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灾难，李冬明现在在某社科研究单位工作，主编了几十万言的专著
《社会指标》，由当年“激化社会矛盾”的红卫兵变成了今天“协调社会矛盾”的学者。
对红卫兵运动，他感慨万千：
　　“带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带着幻想和稚气进入学校，本指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革卷狂飙，满心希望跟着‘红司令’干一番事业。没曾想到，
却干了不少蠢事。难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几根‘反骨’？我也是红旗下长大的呀！这场
动乱，涉及几亿人，危及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不光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责任，还要深
刻思索：社会之所以发生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究竟有哪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指标’
失去平衡？当少数人滥用职权胡作妄为时，为什么党和国家不能及时地、有力地扭转乾
坤？”
　　徐祝庄、陈小川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八·一八”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喊得最响的是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唱得最
多的莫过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主
义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高权威’的观念吗？他们在‘反修防修’、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动辄抄家批斗，刑
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无视、践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
利的‘草民思想’吗？他们信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实际上则‘以人划线’，只要
认为路线正确哪怕是对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也提倡绝对服从，这里反映出来的不
正是抹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身依附吗？他们电感自豪的是所谓出身‘红五类’，以至
于公开宣布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宗
法思想和血统观念吗？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了一点，尽管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时时挂在嘴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支配他
们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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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大检阅，上海复旦大学名噪一时的红卫兵怀念安文江，在青春祭
文《我不忏悔》中有一段回忆：
　　“1966年9月，我怀惴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
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
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
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
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
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
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
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
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
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
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
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
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情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打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
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
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
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
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
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
代红卫兵的群像。”
　　又是一个红卫兵身临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后的沉重感叹。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安文江
在江西的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一次，他所执教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中痛骂
“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安文江只能报之于苦笑。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把红卫兵
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是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文江当年就是
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课后，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
“安老师，你说笑话吓我们吧？”女学生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
是何等狰狞恐怖。
　　其实，当年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却被历史永
远钉在了耻辱柱上，遭人唾骂，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回顾历史需要客观，回顾历史也需
要赤诚，历史不是任人贪得侮辱的妓女。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往往被人误写误编误读。
中国的红卫兵，总数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后人可以抨击，可以鄙夷，但不可以怀疑他们
善良虔诚的动机，不能怀疑因热血沸腾涌起的忠诚——今天看来那确实是愚忠。安文江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沉地说道：“假如历史不能给予他们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
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另一位当年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在回顾那些“幸福时光”时，
仍然饱含热情，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毛泽东时代》中有这样的叙述：
　　“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
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大眼睛等着、
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
们开始热了。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
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
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
进入了梦乡。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红卫
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
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
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
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
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
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
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
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
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
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
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
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他正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
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
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
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
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
在了地上，背上是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
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
的脸贴在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我觉得窒息，
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
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我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
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车上，
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
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
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
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
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
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
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
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
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
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面。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
想法：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
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
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
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
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
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讲
话，实际上是大串连的一个号召和动员。
　　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毛泽东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使他选择了大检
阅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大检阅确实也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
大检阅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
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
见，被怂恿，被煽动。大批量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
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
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中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
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
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
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
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毛泽东常常突发奇想，做一番惊人之举。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
传》，并且写下长长的批语。毛泽东非常欣赏《张鲁传》中的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
道治病等作法，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入道的信教
者出五斗米，就可以吃饭不要钱，还有义舍可住，有神道治病，何其乐哉！毛泽东大赞
张鲁的五斗米道，是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好，借古喻今，是毛泽东常用的手
法。
　　然而，效仿张鲁的五斗米道创办的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话，只是一阙让人扼腕叹
息的苍凉悲歌。
　　毛泽东的性格魅力在于他的永不服输。即使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东西，他也能看到
其成绩和光明的一面。毫无疑问，大串连中的“免费乘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开
支”等作法借鉴了人民公社的一些“经验”，目的仍是为达到“天下大乱”。这样史无
前例的《通知》，导致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
　　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
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
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各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
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
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
大串连的意图。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工人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大城市串连。交通顿时
十分拥挤，铁路运输不堪其负担，连车厢厕所内也挤进了六七个人，车厢下的弹簧到了
要断裂的程度。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
准备有计划的“长征”。可是只有少数学生徒步，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周游全国。大量
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了国家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
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
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不知
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
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
在空投现场，成千上万红卫兵噙着热泪，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96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在全国
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这个计划很庞大，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终于只好告吹。但是
毛泽东对大串连所寄予的厚望由此可窥一斑。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当年的红卫兵们谁不记得那场规模空前的大串连？串连的往事和串连路上的漫天飞
雪搅和在一起，已被深深掩埋到了记忆深处，大串连的日子，是和充满浪漫气息的青春
联系在一起的，提起它，当年的红卫兵们谁都能讲几个动情的故事。在他们那一代人的
心中，这样的故事多如路边繁花，亮如天上星斗。
　　南方的一个小镇上，生活按部就班地缓慢推进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检阅的消
息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但仍然还是掀起了一圈圈涟漪。刚跨进中学的5个少年集合
在昏暗的路灯下，悄悄酝酿他们“长征”的宏伟计划。
　　老实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连饱经沧桑的刘少奇也感叹
“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这几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又能苛求他们了解什么呢？他们
要去串连，说穿了，是图个新鲜好玩，是少年们对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临到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才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其中的一位家长坚决不依，将少
年反锁在屋子里，不许串连。可是这名充满奇思异想的少年却翻窗而出，冲到长江边，
扬言要投河，以死抗争。少年的家长跪在长江边，请求儿子回来，“有话好说”。尽管
如此，那个少年的家长仍落了个阻拦革命小将串连的罪名。
　　少年背着背包和他的几个战友一起出发了，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在韶山，少年死
于一场车祸。当电报将这恶梦般的消息传回小镇时，少年的母亲当场昏死了过去。
　　许多年之后，这位母亲仍然生活在儿子早夭的阴影中，她反复向人述说她的懊悔：
“我真不该让他去的，我真不该－－”南方的这座小镇，又多了一位现代祥林嫂。
　　少年的故事很是平常，和后来在武斗中死去的那么多红卫兵相比，大串连中的死者
为数并不算多。更多的红卫兵高擎一杆“长征”的旗帜，在迷蒙的风雪中且走且唱，不
停地散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片。大串连，是红卫兵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操练和预演。
　　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犹如春沙沙泛滥时涌出的条条山溪，迅速在全中国形成了无数
条布满红旗、红袖章的河流。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大寨、瑞金、遵义待革命圣
地聚集了密密层层的头戴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66年8月到12月，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时达到250万，大
寨20余万，韶山40余万，井冈山茨坪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20万，仅只有400个铺位的井
冈山大厦挤进了一万多人。夜幕降临，天空下着大雪，红卫兵们却三人合盖一条被子，
有的没拿到被子的，则六七个人围坐成一团，中间放条被子取暖，有的则干脆在身上搭
件衣服，将就着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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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幸运也最实惠的是北上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检阅，煽
动起了他们心中潜藏的冲天豪情，天安门成了千百万红卫兵们心中最为向往的革命圣地。
　　而且，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能一个子儿不花到那里串连，当然是件幸福的
事。对于南方的红卫兵来说，心中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到了北京，就能够看见雪
啦！有的红卫兵则一心只想着尝一尝北京烤鸭。尽管北京气候寒冷，天寒地冻，但是上
头有明文规定，“在接待站每个红卫兵可凭串连证领借一件大衣”，如此照顾红卫兵，
红卫兵的滚滚洪流更是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涌来。
　　从内蒙古草原的牧羊少女，到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从天山脚下的维吾尔青年，到
图们江畔的朝鲜族小将……红卫兵跨越万水千山，聚集到了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一个红卫兵在讲述他串连途中的种种困难和险境，另一个红卫兵在汇报他家乡文化
大革命的情况；更多的红卫兵则来到清华、北大校园，学习革命经验，摘抄大字报。
　　在接受过毛泽东检阅过的千百万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西藏的翻身农奴，这个17岁
的红卫兵手捧一条雪白的哈达，口口声声说要亲手交给毛主席。那条雪白的哈达上，有
他们全村100多人的深重嘱托和签名。
　　然而，当毛泽东所乘坐的汽车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这位双手将哈达高高举过头
顶的西藏红卫兵才发现，毛泽东离他仍然十分遥远。他看见的毛泽东只是一点模糊的影
子，距离那么远，中间还隔着那么多人，这个全村人选出的唯一的代表，实在无法完成
乡亲们交给他的深重嘱托，他“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写道：“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
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
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日子里，他的阿爸被狠毒的领主用马活活拖死在戈壁滩
上；他三岁那年，阿妈因为打碎了奴隶主的一个玻璃杯，就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含恨离
开了人间。从此，他小小年岁，就成了这座人间地狱中的奴隶。是人民救星毛主席指挥
解放军进军西藏，使他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翻身见到了太阳！今天，见到了日夜想念
的大救星，这个翻身农奴的后代怎么能够平静呢？”
　　这位红卫兵离开首都北京返回西藏之前，专门从住地跑到天安门的红墙下，捧起一
把泥土包进布袋里，他激动万分地说：“我要把这包天安门下的红土带回西藏，撒在布
达拉宫下。天安门和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最神圣电景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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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大连海院15名红卫兵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帜出发了。
一个背包，一个红袖章，一张尚未成熟的娃娃脸，却有与年龄不大相称的沉稳和严峻。
他们此行，是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徒步2000余公里，到达红太阳的身边。经过近一个
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胜利抵达目的地。为此，《人民日报》立即发出社论《红卫兵
不怕远征难》，文中写道：
　　“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
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这样，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红卫兵长征队索性按照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
千里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示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
　　有的红卫兵甚至搞起了世界大串连，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遍全球。
　　1966年9月的一天，一辆国际列车在海拉尔被几十名红卫兵小将卧轨拦截。列车喘着
粗气缓慢停下，没等到车停稳，红卫兵一拥而上，挤进车厢，向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
的乘客散发“红宝书”、语录片和红卫兵战报之类的传单，要外国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
想。列车被迫晚点5个多小时，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国际列车又才恢复了正常。
　　同年11月4日，北京第100中学高三学生赵建军、武热河与北京56中学学生孙智忠、
北航附中学生瞿绍东4人，私自偷越国境进入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战斗。
　　中国驻越大使馆将4名中国红卫兵到越南串连的消息报告了国务院，很快，就接到了
周恩来亲笔签署的电文：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在援越部队锻练一个
时期，在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4人姓名、年龄、
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动。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这4名
红卫兵的行动也被视作“革命”。此后，周恩来曾与陶铸等人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陶铸找到周恩来那儿，皱着眉说：“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
南亚。”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说归说，但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支持下，红卫兵大串连的势头已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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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
　　据井冈山外事办公室保存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1966年的来宾登记表上反映，红
卫兵赴井冈山串连始于当年9月。
　　这个月到井冈山的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哈尔滨红卫兵、江西九江红卫兵、桂林
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井冈山共大红卫兵、北
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43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
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
　　10月份的记载，顿显粗略，似有无法详细记载之难。月末的统计数字是：“红卫兵
共计40批，5743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够完整的。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
一文中，对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的情况作了精彩详细的描述，文中写道：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
最沉重的负荷；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学校，有了
压倒一切的任务。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
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7个。
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坳、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
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荷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
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
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17个接待
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
　　天南海北奔涌而来的红卫兵们走进苍茫的十万大山中，领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
的诗画意境，心中的豪情又增几分。他们顾不得放下行李、落实住处，也顾不得拂去满
身灰尘、弄盆热水来揩把脸、泡泡脚，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
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巍巍五百里井冈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不像是从嗓子眼里流出来的，倒更像是从血
管里涌出来的鲜红的波涛。
　　背诵过语录后，一个个红卫兵在自己长征队的旗帜上写下各人的名字，“在厅的两
侧，摆满了献上的旗帜。谁都想让自己的队旗享有一个醒目的位置，占据更大的面积。
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收走一批。到大串连结束时，博物馆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
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
　　大概是11月的最后几天，井冈山便下了第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飘舞飞扬，漫
山遍野银装素裹，白雪铠铠，颇有诗情画意。尤其是那些广东、福建的红卫兵，生平很
少见到过雪景，更不用说大山区中的雪景了，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久久看着那一派冰
清玉洁的风光，流连忘返。
　　然而，欢乐很快被寒冷冲淡了。
　　气温迅速下降，树枝变成了一串冰条。屋檐下，长短不一的凌冰悬挂下来，像是冬
天寒冷的音符。红卫兵们躲进了接待站的竹棚子里，围拢在一堆堆嘶嘶叫唤的炭火前，
暖和一下哆嗦个不停的身体。
　　但是他们心中的热量似乎并没有降温。有消息说，毛泽东要来井冈山接待红卫兵！
而且这消息被红卫兵战报的各种传单和号外喧染得有声有色。时间：12月9日；地点：茨
坪；陪同参加接见的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
　　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
通知！
　　各个接待站都在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
如果到时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
　　但是不取作用。先上山的红卫兵滞留下来，始终不愿离开这里；外省知道这个消息
的红卫兵已经到达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红卫兵，到了吉安、拿山，更
是不能不上井冈山。
　　红卫兵固执地坚信，他们在运动初期在同工作组的斗争中遭受了那么深的压抑，在
步行串连途中经受了那么多的磨练，毛泽东不会不来接见他们！还有，毛泽东多次表示
要“重上井冈山”，如果今天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不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
　　不能说红卫兵想得没道理。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诗人气氛的政治领袖，诗的艺术是象
征的艺术。他能在武汉率领千万游泳健儿劈波斩浪，能在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动员全国红
卫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勇冲击，又为什么不能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再来一次新的
“农村包围城市”的壮烈活剧呢？
　　毛泽东一定会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地扎在上了井冈山的红卫
兵们的心里，“毛主席今天要来慰问我们红卫兵！”这话不知从谁的口中传出，经过千
百万红卫兵的耳朵和嘴，假话传得越来越像真话。终于有一天，一架运送治疗脑膜炎药
品的飞机在茨坪降落下来，谣传多日的消息幻化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胡平、张胜友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所有的眼睛都瞪着灰蒙蒙的天空，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力求捕捉到那非同凡响
的声音在大气层里引起的第一阵颤动……
　　“我们，还有这片人山人海，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却胜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
的。历史，还没有给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同一代人的机会。
　　“世界上难有这样漫长的等待，世界上找不到这样耐心的观众。衣服单薄的红卫兵
们在零下二三度的旷野，等了半天，等了一天……
　　“那天上午，那片凝固了的、巨大的‘银幕’上，终于隐隐有了什么：由弱而强了，
是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了，是一架涂有八一红星军徽的直升飞机。
　　“顷刻间，那海，发生了海啸：‘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那山，上
下起落，左右错位，似乎是一座火山，即将要有一次伟大的爆发；那圈子，则像一只四
面受强气压挤压的脆弱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直升飞机并没有立即着陆。它在低空作了多次的盘旋，那道道灼热的气流，纷纷
扫落树枝上的冰壳、冰凌，强大得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俯视人世间的芸芸众生；
它几次像是要着陆了，又猛地升上去，似乎又有蜻蜓般的小心翼翼，生怕让什么东西吃
了，或缠了去……
　　“身子向后顶去，脚板向前蹬去，解放军战士们的手拉得更紧了，彼此的五指，宛
如一道铁钩。
　　“这一刹那，站在高坡上的胡平看见，往前涌的人海扯出了后面的几个口子，口子
里都有结着一层薄冰的粪坑，粪坑里不断有闪避不及、被撞下来的红卫兵，其势正如中
国的改革者在1985年纷纷中箭落马！已挤到圈子边的张胜友看到：一个十五六岁、操着
宁波口音的红卫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话音还未落地，他和另一
个红卫兵竟冲进了圈内，仅跑了七八米，许是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那巫师般的力量摄影
住，他不动了，身体又往左侧了一下，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劈将下来，一股白色、
粘稠的脑液似从高压水龙头里喷射出来，他的两颗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远……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住了！圈子内的另一个红卫兵更是呆住了，几秒，十几秒……
足足半分钟之后，他走过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摊脑浆，将它们放回到同伴的冒着热气
的大半边脑壳里，似乎这样能够起死回生。
　　“上帝没有被感动。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痴迷，同时被螺旋桨劈得粉碎……直升飞
机运来的是几箱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
剂。
　　“红卫兵散去后，在这半边水田里，拾到了两大筐鞋子、袜子……
　　“直升飞机只能暂时停在了茨坪，螺旋桨劈坏了，在等着从南昌的向塘机场运送新
的螺旋桨来换……
　　“惊愕、愤怒的红卫兵们向空军造反了，他们誓死要揪出杀害红卫兵小将的郐子手
和幕后策划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和造反情趣在红卫兵大串连中得到了一次满足。他自信他代表着
人民的利益、正义的事业和人类崇高的理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无论处于什么样
艰难险阻的境地，他相信自己支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
很好。一次毛泽东曾对外国友人这样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
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
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这种形式，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成迅猛燃烧之势，这更使毛泽东感觉到兴奋。
　　早在大串连开始之前，一次讲到西安交大工作组限制学生打电话、电报、上京告状
时，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
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在后来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讲，毛泽东有不同常人的气魄，
他曾经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
谁干？”红卫兵要学习毛泽东，让天下大乱，让历史乱得斑驳陆离。
　　数以千万人计的红卫兵奔走在千山万水间，蔚为古今奇观。同时，北京的红卫兵纷
纷南下，散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些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因为得天时地利之
便，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他们的大串连也就有着不同
一般的意义。
　　每到一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
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天生革命家”派头使许
多人不满，连当地揭竿而起造反的红卫兵也被他们的革命阵势吓住了，连代表一个省份
的共产党最高层头头也能批斗？当地的红卫兵感到惊奇、疑惑和不理解。他们中的一部
分人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提出疑问，继而产生严重分歧。北京派出的红卫兵先后在各地
受挫。
　　在武汉，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当地群众、红卫兵在辩论台上与
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展开激烈辩论，随之“革命”升温，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被围攻、谩骂
甚至被关押。
　　在上海，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受到昼夜围攻。
　　在贵阳，数万名当地革命群众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层层包围。
　　……
　　但是，局势很快逆转，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给红
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
地党政领导展开反攻。很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
极其浩大的声势。北京红卫兵犹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第二国际派来的“联络员”，他们
人数不多，权力极大，能耐也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操纵掌握着当地的运动势头。
　　11月4日，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北
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停开，延长到12月初才结束。
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进驻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被拉上街头轮番
批斗。此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断。
　　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号
召当地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党委。”果然，南京
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连的北京红卫兵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
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次次发誓，要把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
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想出来的。红卫兵人人佩戴毛泽东
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们组织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把
全国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
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
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
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
用红颜色书写不可。
　　“红海洋”开始泛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其结果是形式主义盛行，造就和影响
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风尚。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出现了；
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出现了；一尊尊毛泽东的
巨幅塑像在城乡各地出现了……与此同时，一幕幕人间悲剧也重复出现了。一位教师写
标语发生了笔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被绑押
游街，他妻子因此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画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
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恶魔，全家被押送下乡改造……。
　　虔诚的红卫兵，没有想到他们的狂热和迷误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
走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泥泞的路途后，再回首当年的路，面对一枚枚青涩的果子，他
们无言，只有痛苦在嚼啃心灵，使灵魂难于安宁。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产生各国人民运动的，
不是如史学家所想的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
们的活动，并且他们总是这样的结合的，即：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负的责任最小；反
之亦然。”
　　在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思想影响下，要那些当时才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先行先觉，
能预见由于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严重恶果，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正的。红卫兵大串
连，甘洒一腔热血，他们此时此刻的行动是迷狂的，是不计后果的。

　　　　　　　　  ※　　　　　　   ※　　　　　　　　 ※

　　井冈山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由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点燃的。
　　9月的一天，井冈山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和数十位于此数的当地干部、群众，展开
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红卫兵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
　　与之对抗的观点是：“井冈山人不是阿斗，井冈山是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一边是外来红卫兵，是毛泽东呼唤出来造反的“孙猴子”；
另一边是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儿女，是从里红到外的无产阶级。双方都能从毛泽东的语录
中找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现在倒跑到井冈山上来造共产
党的反了！”显然，井冈山儿女们的生活节奏慢了半拍，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造反
形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辩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愤怒的井冈山儿女情急之下，有人动手打人了。红卫兵揪
出几个打手，周围更多的人群一拥而上，说是劝架，推推搡搡中不断有人向外地红卫兵
暗送拳头。红卫兵跌跌撞撞后退。一场关于如何革命的争论演变成了街头地痞似的打斗。
　　井冈山造反的第一粒火种熄灭了。熄灭得窝囊，让人总觉得不甘心。接待站拒绝再
留宿，当晚，这一行红卫兵只得怏怏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
　　这回情况不一样了。连毛泽东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冈山党委岂有不许造反的道
理？
　　在罗浮，红卫兵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
　　在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打电话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分、表现，现在必
须把黑材料交出来！”红卫兵听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公安局却在背后整“黑材料”，
企图“秋后算帐”，红卫兵们的气愤可想而知。他们抡起斧头，把文件柜、办公桌乱砸
一气，木屑纷飞，纸张遍地。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造反的红卫兵面前，第一次
丧失了威风。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红卫兵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
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厅的
一幅朱德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厅
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
标语；在几排起装饰作用的松柏木雕图案上，红卫兵发现12根叶针组成一圈，无疑象征
着国民党的党徽，当即撬下，作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谁是设计者及其家
庭成分、社会背景；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横匾被倒了过来，并书上
“批判馆”三个大字取而代之……。
　　1967年1月，红卫兵正式封闭了井冈山博物馆。

　　揪出黑后台

　　1966年12月30日，晚10点。中南海小礼堂里，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广州专揪王任重
造反团”的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谁要不革
命，就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等待陶铸的会见。
　　红卫兵的歌声在中南海上空回旋着。
　　时针指向11点。红卫兵不耐烦了，愤怒地喊道：“陶铸，快出来！”“陶铸，快出
来！”“快！快！快！陶铸快出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声过后，又齐声唱起了《语录歌》：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
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歌声停止下来，满脸倦容的陶铸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匆匆忙忙赶到这儿来了。
　　以下是红卫兵和陶铸的对话：
　　红卫兵：（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王任重！打倒调和主义！打倒折衷主义！……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
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我不赞成。不能跑到中南海来闹事。
　　红卫兵：通令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
　　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
　　红卫兵：不开就不开。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被说成是斗争你，这个说法我们不能接
受。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80个人总不可能都谈，你们由5个人提出问题，
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
　　红卫兵：既然讲代表，就得15个代表。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会是15个代表。
　　红卫兵：按你的要求，15个代表座谈，其他红卫兵听一听，算哪门子事儿？看来，
今天陶铸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代表都回绝了，怎么没有诚意？
　　红卫兵：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
　　陶铸：绝食我不赞成。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
　　红卫兵：晓得这个样，应该不吃饭，看你出不出来见。
　　陶铸：别扯这个。今天讲5个，超过了5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
　　…………
　　红卫兵揪王任重的原因和背景已是一笔混乱的历史旧帐，梳不清理还乱。红卫兵应
用绝食的方式来求得陶铸的接见，其政治热情不能说不高亢，他们的全部过错在于，整
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场错误，于是红卫兵所有严肃的斗争（包括拿生命赌博的绝食）就
不仅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有些荒唐可笑了。
　　红卫兵不知道，仅凭他们的一腔热血是能于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课题的。何
况，由于他们所冲击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的热血便像西班牙斗牛场上被刺倒的公牛身
上淌下的血液，只配遭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例会上，陈毅在打瞌睡。朦胧中，陈毅感到有人在碰自己的
胳膊，他扭头一看，是叶剑英元帅。叶帅使个眼色，递给陈毅一张纸条，努努嘴，没多
吭声。陈毅戴上眼镜细看，叶帅递来的纸条上写着一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
　　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严冬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陈毅默读一遍，回过头来又默读一遍，心有所动。他提笔在信笺上飞快划了龙飞凤
舞的四个字：“绝妙好词！”后面的惊叹号又粗又重，浓缩进了陈毅此刻胸中的激昂情
感。
　　过一会，陈毅再次伸手，要过信笺，掏出笔记本，把信笺夹进笔记本中，叶剑英明
白，诗人陈毅一定是要唱和一首吧。
　　但是陈毅的诗始终没有唱和出来。红卫兵的冲击，使陈毅坠入惊涛骇浪中，而陈毅
不屈服的性格，更是激怒了红卫兵，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掀陈”高潮。
　　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档案资料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红卫兵的谈话记录，
其中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底，短短50天里，周恩来接见红卫兵达5次之多，累计20多
小时，谈话记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红卫兵正确对待陈毅。陈毅生性直爽、豁
达，敢说敢做，不是周恩来用身体挡住那些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已搁倒了。
　　1967年1月19日晚9时，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北侧的窗户前，周恩来总理揭开紫红色天
鹅绒窗帘的一角，注视着人民大会堂正门前方万头攒动的红卫兵和卫戍区战士用身体组
成的警戒线。
　　坐在沙发上的陈毅，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来说：“总理，还是让
我出去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红卫兵。”周恩来说。
　　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还是被几万名红卫兵围困住了。红卫
兵一次次冲击警戒线，一遍遍呼喊口号：“打倒陈毅！”“交出陈毅！”3个多小时过去
了，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条喉咙管组成的喧嚣声浪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在天安门东侧，送面包和茶水的汽车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到汽车旁吃饭，同时，
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仍被围得水泄不通。
　　周恩来心情沉重。一边，是要求造反揪斗的红卫兵；一边，是红卫兵要揪斗的对象
陈毅。周恩来知道，情急之下，红卫兵是有可能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的。
　　在一次揪斗会上，陈毅被叫到台前讲话，刚开口不久，会场发生了打斗，骚乱中，
一个腰扎皮带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重重打了陈毅一个耳光。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把陈
毅带到了后台，骚乱才渐趋平缓。
　　还有一次，红卫兵当着陈毅和外国大使的面，把驻某国大使的皮鞋拉下，挂在他的
脖子上，硬是勒令他下跪、爬行，陈毅上去制止，红卫兵毫不理睬，还扬言要将陈毅一
起批斗。
　　这样的例子太多。周恩来觉得有责任要保护好陈毅。
　　负责警戒的卫戍区一位团长进来报告，第二道警戒线已被红卫兵冲垮，请求调来武
装部队。
　　周恩来断然拒绝：“不行。”
　　在这个时候调来武装部队，无异于火上加油。周恩来侧过头对陈毅交待：“记住，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
　　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广场上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
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红卫兵挥舞着密密匝匝的拳头，砸向手挽着手的军人。此刻，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
只得用自己的头和脸，去承受一场非战争的战争。那堵人墙微微波动着、颤抖着，显然
已经承受不住超负荷的压力，像洪水前即将坍塌的大堤。
　　周恩来心中滚过一阵复杂的感情，他猛地推开警卫员，走下台阶，扶起一个头上还
渗着血迹的战士。一道探照灯雪白的光从面前划过，冲在前边的红卫兵看见了周恩来，
飞向战士的拳头停在半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了。
　　处理过无数错综复杂情况的周恩来，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复杂的场面：
　　一边是红领章，红帽徽；
　　一边是红袖章，红语录。
　　周恩来深吸一口气，调理一下内心里的情绪，然后大步走过去，从一个军人手中夺
过手提话筒，大声向红卫兵喊话：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进人民大会堂，那就从我周恩来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的眼睛微微有些潮湿。他的声音在几万名红卫兵中间传送着，冲到前边的红
卫兵，一个个立信了，随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个旋，往回卷去……。
　　“别往前挤了，停下，停下！”
　　“安静，听周总理讲话。”
　　红卫兵冲击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

　　　　　　　　  ※　　　　　　   ※　　　　　　　　 ※

　　显而易见，红卫兵揪黑后台，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使暗示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
党集团被粉碎后，所陆续披露的大量材料证实了这一点，相信关注文革史的读者也会关
注这一事实，即：红卫兵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打狗棒的角色。狗打过了，打狗棒也
就被扔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揪斗彭德怀的情况。
　　揪彭德怀，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先提出来的。江青、康生全力支持，王
力、关锋一哄而上。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
电话，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成都市永兴巷7号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翻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
　　北京，党中央所在地，没有什么惧怕的。身经百战、突破过敌人无数次封锁线的彭
大将军，随红卫兵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2月28日，火车抵达北京，红卫兵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正在人民大会
堂参加“碰头会”，他站起来，眉飞色舞地向与会者通报：“当代‘海瑞’彭德怀已由
红卫兵押回北京！”
　　周恩来一愣，迅速在心中作出决定。他站起来，说道：“此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
人去接。”说毕，周恩来离开了会议室，亲自将彭德怀安置在京郊的一个军营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连陶铸、陈毅这样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干部都难逃批斗、挨打的厄
运，彭德怀作为人们心目中毛泽东的强硬对立派人物，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错综复杂
的形势下，周恩来尽他的努力保护着一批共产党的干部。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
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
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
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1966年1月1日。”
　　这封信中有些字句的错乱，或许能证明彭大将军当时心中的惊恐情绪吧。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上半年，彭德怀虽然被关押，但还
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1967年的酷暑季节，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
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领袖韩爱晶等，下达了折磨摧残彭德怀的指令。戚本禹明确地说：
“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红卫兵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七次被“打翻在地，
踏上一只脚”，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据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向中央文革送交的一份报告中记载：“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
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
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太多
（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在一份《关于彭德怀的监护情况》的原始资料中，对彭德怀的情况有这么一段记录：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
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
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
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又躲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
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
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
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在为样一种危难的处境中，彭德怀依然忧国忧民。一天看《人民日报》，一则消息
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
彭德怀浮想连翩，忍不住起身写信：
　　“总理：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得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
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含大
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
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产四五十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
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石
穿。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是彭德怀的号。彭德怀信奉“水滴石穿”的哲学。他忧国忧民，身处厄境还在
想着钙镁磷肥。遗憾的是，现在红卫兵也在忧国忧民，在红卫兵的忧国忧民面前，彭德
怀的忧国忧民似乎太微不足道，应该让步。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
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
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
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
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
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
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地试探。
　　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
于破四旧的传单。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
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
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
《好得很！》。社论中说：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
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
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名，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
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
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
诞生在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
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
杭州、武汉、广州、长沙、济南、郑州、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南
宁、西宁、银川、南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
也开始破四旧。新华社8月25日播发了一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
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
“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
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
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
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
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
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
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
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
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对其中有些提法，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如林
彪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伟大”，毛泽东就持保留意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卡博
·巴布库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毛泽东这么说，不知是“伟大的
谦虚”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毕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出于从全局着眼的考虑，
他同意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知道，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酝酿、点火和发动，文化大革
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这很不容易，决不能轻易给自己点的这把火泼冷水。毛泽东要天
下大乱，红卫兵的这些行动“正合孤意”。

　　　　　　　　  ※　　　　　　   ※　　　　　　　　 ※

　　有喉舌的推波助澜，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速升级，抄家，砸文物，批斗
黑帮，最后发展到对黑五类大开杀戒。
　　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
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
会，不打不相识。”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
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
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负责公安工作的谢富治
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
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
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下凡，“破四旧去——”一声呼喊，
掀起一阵红色风暴，降下一阵滂沱大雨，倾盆大雨浇打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砸！砸它个稀巴烂！

　　自元朝建都以来，北京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地都是。
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无疑是破四旧最好的战场。
　　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
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其
宣言中写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
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
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
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
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
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
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
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
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1966年8月的北京城，仿佛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的战场，哪怕一点细微的颤抖，也会
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贴上街头的宣言，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宣
告红卫兵已经出击，并且抢占了制高点，形势十分鼓舞人心。被政治狂热煽动起来的红
卫兵谁也不甘示弱，纷纷杀出校园，杀向社会，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争抢头功。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
中心，大街上岂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红卫兵在市民们
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长安
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
“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王府井商场”改为
“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
“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尖刀连”大获全胜，大兵团全面出动，大军压境。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
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学的上万名红卫兵也开始动手了。
　　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正式换成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
牌；
　　“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革命职工“无不拍手称快”；
　　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名字命名的“顺昌服装店”改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
顿时响起一片掌声，革命群众齐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万岁！”……；
　　在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碎荣宝斋！》大字报
署名为“抗大美术学校（原中央美院附中）红卫兵”，其文中称：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
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甚至于甘当洋奴才，为外国的大资本
家吸血鬼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
‘驴贩子’黄胄就是你们的黑后台……你们这里已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直到无产
阶级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你们仍然在橱窗里大挂邓拓的黑字画，‘荣宝斋’完全是反
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阵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休想溜过去，这是
不行的，办不到的。我们红卫兵坚决不答应。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
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抬头！”
　　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红卫兵的这一张大字报也许算是“温和型”的。更多的大
字报则会加上“火烧”、“油炸”、“砸烂狗头”、“千刀万剐”之类的咒语。
　　破四旧，决不仅仅停留在贴标语和街道商店改名的浅层次上，贴标语和改名只是前
奏曲，只是急风暴雨到来之前掠过大地的第一阵雨点。

　　　　　　　　  ※　　　　　　   ※　　　　　　　　 ※

　　从破四旧开始，红卫兵的形象变得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
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红卫兵把粗野当革命，上演一场场残暴
的街头活报剧。是的，一代红卫兵在自己的悲剧上演之前，先为社会编排了一幕悲剧，
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
　　8月23日，燥热沉闷的空气似乎要爆炸一般，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
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
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
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
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红卫兵命令
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
　　8月23日，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
牟尼的塑像。
　　在此前后，破四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山东2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
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
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
　　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
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
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
　　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
　　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
　　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
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
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
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
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在破四旧中，牛鬼蛇神们理所当然遭到了打骂、凌辱、抄家等无端污辱。1966年8、
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
红卫兵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
抄家者64056户。查抄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
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
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
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
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仅仅一个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
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
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
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
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
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
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
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
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
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
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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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
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
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
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
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
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
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
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
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
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
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
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
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
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
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
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
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
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
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
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
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
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
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
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
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
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
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
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
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
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
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
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
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
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
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
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
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
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
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
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
扫地了。

　　　　　　　　  ※　　　　　　   ※　　　　　　　　 ※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
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
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
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
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
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
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
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
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
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
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
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
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
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
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
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
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
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
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
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
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
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
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
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
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
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
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
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
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
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
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
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
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
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
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
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
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
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
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
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
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
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
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
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
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
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
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
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
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
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
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
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
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
团……

　　　　　　　　  ※　　　　　　   ※　　　　　　　　 ※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
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
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
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
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
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
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
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
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
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
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
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
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
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
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
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
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
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
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
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　　　　　　   ※　　　　　　　　 ※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
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
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
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
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
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
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
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
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
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
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
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
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
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
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
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
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
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
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
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
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
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
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
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
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
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
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
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
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
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
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
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
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
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
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
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　　　　　　   ※　　　　　　　　 ※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
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
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
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
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
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
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
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
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
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
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
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
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　　　　　　   ※　　　　　　　　 ※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
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
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破四旧、大串连兴起之后，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点火。对于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支持
过的这些“孙猴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们更象旧小说中的钦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
犹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但是形势很快变了。在沿京广线和沿海一带的串连途中，红卫兵看到没有一个党委
领导不被“炮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不被“火烧”；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被“打倒”。
到处是一片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是这种结果？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
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
阶级”。
　　帮助爸爸妈妈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并不等于他们是真正想把爸爸妈妈
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火烧”、“油炸”加“炮轰”。从感情上，红卫兵接受不
了这样残酷的现实。
　　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
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
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
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
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
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
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
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
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
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　　　　　　   ※　　　　　　　　 ※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
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
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
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
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
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
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
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
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
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
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
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
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
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
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
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
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
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
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
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
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
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
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
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
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
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
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
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
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
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
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
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
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
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
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
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
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
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
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
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
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
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
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
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
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
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
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
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
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
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
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
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
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
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
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

　　“炮打九级司令部！”

　　1966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
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
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
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
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
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头可断，
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
们的时候到了……”
　　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
地质部党委无可奈何，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
　　9月5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
可部分红卫兵仍觉得难解心头愤懑，继续滞留在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进而强行冲
击地质部机关，翻阅各种档案，取走各种文件资料。
　　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出动，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撤
离，东方红公社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造反15
天，于9日19日撤离。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指责邹家尤。关锋
的讲话无异于给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火上加油。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
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红卫兵绑架了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红卫兵再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四进地质
部，在全国影响甚大，东方红公社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王大宾，
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
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
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
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
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
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
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
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
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
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　　　　　　   ※　　　　　　　　 ※

　　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
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
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
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
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
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
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
“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
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
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
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中，更加难于让人注意。红卫兵中的多数
派却敏锐地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暗示，他们冲锋
陷阵，为工作组和老干部鸣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他们，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
兵代表时说：“现在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
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
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如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也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讲
过类似的意思。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这证明毛
泽东的屁股坐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少数派一边。毛泽东的态度，百分之百能左右
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这样一来，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掉转枪口，将“火烧”“炮轰”的
目标对准了工作组和领导干部，并纷纷加盟到红卫兵少数派一边。
　　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如期召开。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
等院校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的发言火药味很浓，
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们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人在
“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
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集中起来，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
呈送毛泽东。
　　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
泽东的态度，又能对北京红卫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政
府机关，并且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新
偶像。造领导干部的反，把领导干部打倒，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对红卫兵来说太具有
诱惑了。
　　于是全国范围的红卫兵造反派（即少数派）组织蜂涌而起，湖南省造反派喊出了
“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九级司令部”。
　　所谓“九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也就是说，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10月29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
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到了9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据此，“炮打九级司
令部”可见一斑。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破四旧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有个资本家的老婆在批斗中发疯了，用菜刀一
连砍伤了三个红卫兵。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经他提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
兵联络站，由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红卫兵三方面一起协调，处理破四旧中出现的诸多问
题。
　　据当年曾调到红卫兵联络站工作的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徐雅雅回忆，联络站设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活条件艰苦，每天吃咸菜，啃干烧饼，喝白开水，尽管如此，红
卫兵心里却都非常愉快。联络站的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
各地的一批批红卫兵，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
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
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
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
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
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
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
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
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
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
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
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
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
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
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
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
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
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
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
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
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
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这些《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
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
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看来，红卫兵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为一着妙棋。
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是一例，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站起来建立秩序，
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
在毛泽东接见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袖章的场面，意思是想借毛泽东的肯定，来肯定
西纠红卫兵。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也许毛泽东
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奥妙？
　　奥妙在于，并不所有红卫兵组织都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炮
打司令部，当然不能对西纠红卫兵给予支持。何况此时，西纠红卫兵频频出动，专门与
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
　　终于，江青出来说话了：“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
揪他们的后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人建议西纠红卫兵停止办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
机会以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
体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还不习惯挫折，更不熟悉失败，
他们孱弱的承受能力，导致他们在绊了一跤后变得绝望，甚至变得有些疯狂。他们扛着
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口号：“西纠不倒！”
　　绝望之后的红卫兵纠察队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原是他们反对过的武斗，现在被他们
自己捡了起来，动辄挥扬拳踢脚，挥舞皮带，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四处发泄。
　　1966年12月底，西纠红卫兵被江青、陈伯达宣布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　　　　　　   ※　　　　　　　　 ※

　　关于西纠红卫兵，有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就是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
　　陈晓鲁的故事是一个传奇。传奇中说，有位红卫兵大侠，骁勇精悍，身穿将校呢，
腰间扎宽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脚蹬高腰皮靴，领着一帮同样打扮的男女红卫兵小将
活跃在全国各地。传奇中甚至说，陈晓鲁还备有军用摩托和扎着两把小刷子的女秘书。
在那些岁月里，这一切可都是最时髦的行头。不过，在传奇中，陈晓鲁的名字更多被误
传成了“陈小虎”。
　　“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像西方传说中的佐罗。各地汇聚到北京的各种传
单、急电和红卫兵战报中，“陈小虎”三个字在字里行间反复出现，有时候在同一天内，
竟可以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等地同时发现“陈小虎”。
　　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打倒陈毅，便从陈毅之子
身上开刀，然后顺藤摸瓜，挖黑后台。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欠完整。在当时，确
实有一些类似于红卫兵纠察队形式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大城市活动。为了打鬼，借助
钟魁，利用北京红卫兵的显赫名声，给自己的行动壮胆。“陈小虎”的传说一经流传开
来，索性被更多的人加以利用，以讹传讹，形成了这一特殊意义的文革传奇。当然，也
不排除确实有少数坏人在其中利用“陈小虎”的名字为虎作伥。
　　终于有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陈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
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
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
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
　　不过，陈晓鲁的经历和传奇中的“陈小虎”却谬之千里。据陈晓鲁的高中同学、北
京市八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在《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一文中叙述，陈
晓鲁1962年患过流行病肝炎，显得有点营养不良。头很大，不像将门之后，倒像是寒窗
苦读的一介书生。
　　文革之初，陈晓鲁被推选为北京市八中校文革主任，之后，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使他
反感，为此，他拒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也不佩戴红卫兵袖章。
　　但是，“八·一八”大检阅，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青
年学生人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陈晓鲁只好也跟着戴。
　　陈晓鲁坚决反对武斗，八中一帮红卫兵批斗一位女教师时，给她戴上高帽，陈晓鲁
跑上去给扯了下来。无疑，他的行为被人视作“保守派”。
　　红色恐怖狂潮席卷北京时，陈晓鲁联络各校红卫兵成立了西纠，是公认的有影响的
西纠创始人之一。
　　西纠被强令取缔后，陈晓鲁成了逍遥派，开始认真阅读马列32本经典著作。
　　就在陈晓鲁躲进八中学生宿舍读书反省之时，“陈小虎”的传奇故事像淫雨中乱窜
的杂草般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组要利用这些谣言做点文章，江青在召见北京市八中一名红卫兵代表时
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揪出‘联动’的黑后台！”
　　江青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联动”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
桓四位老帅，而四位老帅的后台，还是周恩来。抓陈晓鲁，是为揪陈毅；揪陈毅，是为
斗周恩来。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盘。
　　达摩克得斯剑悬到了陈晓鲁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恩来安排，决定将陈晓鲁送到陈锡联手下的东北一个部队农场
去锻炼。临行之际，周恩来找他谈话，并嘱咐说：为保密起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
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晓鲁已显得很成熟了。他说：“没意见。”
　　周恩来说：“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陈晓鲁告别家人，去了东北。
　　他果然很遵守纪律，整整三年，在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监视中生活。三年中，他没有
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陈晓鲁四十多岁，身体有点发福，看上去更像他父亲陈毅了。他穿一
件米色旧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衬衣，一派儒雅风范。陈晓鲁198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
中国驻英大使馆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职，专心从事
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中国新闻社记者曾采访过他。记者问道：“你对这场文革大动乱怎么看？”陈晓鲁
沉思片刻，回答说：“还能怎么看呢？是一件坏事。不过文革并不是某个人一场号令，
亿万个傻瓜就跟着起哄那么简单和荒谬。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于几千年的封
建专制和民族劣根性，在于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官僚体制
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个人崇拜来说，恐怕还有从苏联进口的成份。总之，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现在人们常说50年代风气好，这话有点道理。但不正是50年代的许多政策
和作法，一步一步地把国家导向文革深渊的吗？我相信辩证法，没有文革的大反动，就
没有现在的大进步。”
　　当记者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陈晓鲁说：“我已经40多岁了，无论从生理
年龄还是工作年限来说，都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对过去，我不遗憾，对今后，也没有
什么奢望。……我就有一个念头：当历史的见证人。‘冷眼向洋看世界’，希望看到下
个世纪的中国，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晓鲁真诚地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对文革的经历，更多的
是内疚和反省，我所受的迫害也是微不足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整得很苦，这其中我也
有一份责任。你们应当写他们，让今天的年轻人永远警惕文革那样的事。”
　　这番话说得真好。文革那样的事在中国还会再一次发生吗？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那些革干、军干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认为文
革无百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
清扫。在文革中，他们应该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
　　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的父辈开始倒霉，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开始被动摇。
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们心里很不是味，再也不觉得文革造反好玩，开始把问
题往深处想。
　　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内历次政治斗争的教训使他们心惊肉跳。他们读到的党史，
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编写的，凡是毛泽东的对立面，无不例外都没有好下场。陈独秀、王
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那些人无不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使老红卫兵们预感到了什么。这些在社会特权
中宠养大的孩子，本能地要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爹妈，同时也悍卫自己过去曾有过的特
权。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从父辈的辉煌中汲取力量，从朋友
的话语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们为父辈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
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
　　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7月29日，
北航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即在北航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毫无疑问，对联为以革干、
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说出了心里话，给老红卫兵受伤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慰藉。老
红卫兵品味对联，心中掠过一丝春日阳光般的温暖。
　　8月1日，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找来了几十张大纸，将这幅对联原样抄录，当晚，
他们拎着浆糊桶，扛着木梯，将这些对联分别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
北京的高等院校内。
　　这幅对联，重新唤回了老红卫兵们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挑起了掩饰在他们心中的对
父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情绪，激发了他们对后起来造反的乌合之众红卫兵组织的蔑
视和不满，也引发了他们对昔日养尊处优光阴的无限眷念之情。
　　8月2日清晨，陈伯达接见红卫兵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
打死老虎的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有权有势的“活
老虎”。陈伯达建议将这幅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
“理应如此”。
　　8月4日，江青来到北大，她装腔作势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
问好！”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江青继续讲话，她把话题转移到对联上：“我怀
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白，红卫兵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应该
把攻击的目标放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辩论之中，中
学的老红卫兵簇拥着“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
这一次，一贯趾高气扬的江青意外的谨慎她反复声明，赞成8月2日陈伯达对对联所作的
修改，至于其他话题，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谨慎自有道理，发动文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让天下大乱，她看中了一
支新兴的力量——红卫兵，并且把宝押在了红卫兵运动上。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
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地支持”，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红卫兵越来越让她失望，指望这帮革干、军干子弟彻底和
他们的父母闹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来是不可能的。从那幅血统论的对联上，江青已
看出老红卫兵中间不满的苗头。依此对联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斗争锋芒势必会转移，
这是江青最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她既不同意对联的内容，又不愿意太伤害了老红
卫兵的情绪——尤其是在还没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红卫兵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江青的谨慎。
　　然而，江青的谨慎劝告，依然伤害了不少老红卫兵的感情。在历次集会上，每当
“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时，台下的红卫兵总是热泪盈眶，纷纷喊出“江青
阿姨您好”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现在，在他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
候，“江青阿姨”却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指责，尽管这指责还很温和。
　　老红卫兵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一
种变态的狂热。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老红卫兵把父兄的旧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
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成了中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饰，有的还穿
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为了显得更革命，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
慢神态，开口说话则满嘴粗鲁：“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
完全是流氓无产者形象。
　　老红卫兵开始打人，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从1966年7月以
后，打人的情况失控，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黑五类子女，浑身上下布满血迹。打过了，故
作轻松地撇撇嘴：“这才开了个头”。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他对这幅对联以及
“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
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当时在北京市，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
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
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老红卫兵所使用的酷
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
——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老红卫兵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
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下乡支农。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
让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弟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
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权利加入红卫兵组织，连人手一册的
语录本也被没收。打入另册之后，有的忍气吞声，低下头颅默默忍受；有的陪着笑脸，
与老红卫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睐，少受点虐待；有的则不堪忍受，以自杀解决问题。
　　与血统论对联出现的同时，北京市各大中专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议声。对立面认
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谬误，对联排斥了大
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
彻底解放。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对联所出现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园里，
发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午夜12点钟以后。
　　辩论的结果，原先写对联的一方以更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他们认为，对联使敌人
感到害怕，闻风丧胆，是大好事。他们特意为对联取了个形象的名字：“鬼见愁”对联。

　　“血论论”的骁将谭力夫

　　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
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
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
条”。
　　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经谭力夫这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一番升华，更是有了理论
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
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
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
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
个半小时“讲话”内容。
　　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
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
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
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
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
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
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少奇帮着拟的。等等。
　　谭力夫的名声越传越响。
　　谭力夫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
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
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
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
涌而起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其成员有不少是建国后十七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
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谭力夫心里，对“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语，
他十分反感。
　　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并且很快把他推到了
“血统论”首席发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
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
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
　　但是，谭力夫及其支持者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心目中，红五类子女才会要求革命，黑五类子女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是不
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
　　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
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份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
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
农、工人的成份，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个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
遭人白眼，受人岐视。
　　此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全国，究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多少也有谭力夫及
其支持拥护者的一点功劳。
　　用青春交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他们才明白代价是惨痛的。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
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
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
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
　　11月的一天晚上，谭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约他到中南海去和关
锋、戚本禹谈一谈。
　　接到电话，谭力夫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
他要在关锋、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统地阐述“血统论”的种种观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来分析解释；忧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他了，这一次去中南海，也
许凶多吉少。
　　戚本禹，这位文革中暴发的新贵，身穿绿色军大衣，双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显
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头。他眯缝着眼睛，不耐烦地听着谭力夫的辩解。
　　未等谭力夫把话说完，话头就被戚本禹打断了：“你用不着解释，你的情况我们全
都了解，要不然，能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有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干部不了解，康
生、伯达同你们家都很熟，他们都是清楚的。”
　　谭力夫申辩：“有些问题，恰恰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弄清楚。”
　　戚本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不要老是纠缠一些枝节问题。”
　　谭力夫仍不示弱，反问道：“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其显赫的地位足以让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敢小看，可
谭力夫觉得戚本禹的态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势压人。谭力夫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反
驳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发言对全国负责，我情愿到任何‘血统论’问题严重
的地方去检讨，去消毒，去现身说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场舌战，当看见戚本禹有些
招架不住的时候，关锋以一种安抚的口吻开腔了：“你不要太激动，年轻人，只要把问
题说清楚，以后的事情就好办。现在，还不到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说完，关锋侧过身子，和戚本禹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议了一阵，继续探问他们最感
兴趣的问题。
　　戚本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和颜悦色地追问谭力夫的后台：“你同刘少奇的女儿、
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
　　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来往。
　　戚本禹又问：“林枫、李雪峰他们，对你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谭力夫一愣。林枫、李雪峰是父亲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亲病故之后，林枫、李雪
峰依然常来他家走动，关系甚熟。但是，自己关于那副对联的讲话，与林枫、李雪峰等
人毫无关系，那篇讲话，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谭力夫将情况如实相告，并再三声明，他
的讲话由他自己负责，不涉及任何人。
　　但是戚本禹、关锋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过一会，戚本禹突然提问：“你父亲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对你们家不
是很关照吗？”
　　谭力夫回答：“我父亲在中央工作，和省里没有来往。”
　　关锋继续问：“张平化不是你干爹吗？”
　　谭力夫愕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书记，和他们家无任何往来，他不明白关锋此话从
何谈起。气愤的谭力夫眼睛盯着关锋和戚本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关锋见空气紧张，只好出来收场了：
　　“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受首长委托和你谈谈。戚本禹同志对你的批评
严厉了些，那也完全是爱护你。康生、伯达都很关心你，要我们对你严格要求，你真正
认识错误之后，就完全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此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
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
“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当时，“血统论”的狂潮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五类、黑七类的专政不
断升级，打人杀人事件经常发生。如果能在这时候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指控为
“血统论”的总后台，他们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然而谭力夫已经在斗争中锻炼得很成熟了。在监狱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
“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谭力夫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虽然，这一辈子他从没想
过自己会进监狱，可一旦被投入监狱之后，他也并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
神气鼓舞着，认真地表演了一番。
　　为了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谭力夫拖着受伤的身体，在狱中的墙壁上写
下了《铁窗歌》的诗篇：

　　铁窗孤影对，
　　深夜寒风吹。
　　生当共产党，
　　死作革命鬼。
　　纵死亦含笑，
　　问心无大愧。
　　敬爱毛主席，
　　万岁万万岁！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
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
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
遥派。
　　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军官。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泛滥之际，24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位卑未敢忘忧
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荒诞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
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怒。”上帝发怒的结果就是一场残酷悲剧的开始。
遇罗克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场悲剧。
　　诗人北岛有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苍凉的诗句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难道说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惊醒吗？在共和国的
历史上，这一类血的教训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远睁着含泪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视
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

　　　　　　　　  ※　　　　　　   ※　　　　　　　　 ※

　　遇罗克，1942年生，他和“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同年。在同一时空，他们
一同降临人世。但是，一个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另一个则天生
是“贱民”，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就决定了遇罗克只配当街道工厂的一名学徒工。
　　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社会待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
当共和国诞生之年，他们都作为祖国的未来跨进小学校门，20年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
军官，另一个则在共和国的枪口前倒下，长眠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而他们两种不同的命
运，是因为一个坚持了真理，一个宣扬了谬误。宣扬谬误的人活下来，坚持真理的人却
倒下了。

　　　　　　　　  ※　　　　　　   ※　　　　　　　　 ※

　　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
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
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
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
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
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
　　认识遇罗克的人翥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
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
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
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
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
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
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
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
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
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
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
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
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
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这里也许
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
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
　　1960年底，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尽管那里条件艰苦，
但他仍忘不了不断吸取知识。在集体宿舍里，自制的床头灯和土台灯出现了，新的探索
也开始了。
　　1963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其影评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评
影片〈刘三姐〉》虽然只在报刊上占了很小一个位置，但他内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多少次退稿后，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了，他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阴影渐渐消散，他
似乎又看见了新生活的一缕阳光。
　　1964年，遇罗克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除了仍坚持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自修俄语和日语，在知识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
　　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在前方设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凶猛的野兽，正等待着这位二
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

　　　　　　　　  ※　　　　　　   ※　　　　　　　　 ※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
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姚文元是“红秀才”。作为在北京工厂最底层当小
学徒的遇罗克，当然不可能知晓其内幕和背景，仅仅凭直觉，他嗅出异常的味道，提笔
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
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被《红旗》杂志社退回来了。遇罗克在当天
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
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另一篇文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登
了出来，然而，遇罗克很快发现，从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
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　　　　　　   ※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渐发动起来，进入1966年5月以后，局势变得明朗
了。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
对立面上。
　　到了1966年8月，破四旧兴起，北京市抄家风甚烈，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他平时记
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
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
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想的精华，是他思考得较成
熟的那部分。
　　遇罗克想起了自己已懂事的小妹遇罗锦，他找来了小妹，告诉她自己的打算，希望
她成为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的唯一读者，成为最早了解自己思想的人，并希望她帮助藏
匿那本蓝皮封面的“北京日记”。
　　然而在藏匿“北京日记”时却出现了痛心的失误。那天晚上，遇罗锦四处寻找，却
找不到一个可以放心相托的人，天黑了下来，她情急之下将那裹着日记的花布包藏放在
她从未见打开过的文化宫大门内侧，准备第二天来取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可是第二天，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人潮滚滚，
水泄不通。北京市很多地方实行戒严。到下午戒严取消后，她赶到文化宫时，只见那打
开着的大门空空荡荡的，像是张开的一张巨大的口，在无情地嘲笑着她。她遍地寻找，
哪里还有什么花布包的影子？
　　遇罗锦回到家里，在父亲“愚蠢，真愚蠢！”的责骂声中，她轻声啜泣起来。她很
清楚，自己犯了多么大的过错！“北京日记”中写着哥哥对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看法，
写着哥哥对社会的种种批判。
　　她在惊恐万状之中，遇罗克走过来，只轻轻说了一句：“小妹，我不怪你。”说完，
遇罗克默默走回房间去了。
　　那本蓝色封面的“北京日记”被一个红卫兵拾到了，他交给一家派出所。警察翻看
日记内容，无异于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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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23日
　　完成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显
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论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系陈伯达所作。……但陈亦不可称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
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者”了吗？
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
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
报纸上一些无聊的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
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
寄去了。
　　2月15日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我的文章。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
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凭
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
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
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般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
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是《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
〈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
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5月13日
　　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一个调门。我
想这次假如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
农兵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同样会敲
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
领导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骗局而已。
　　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
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
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
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么不正常，即可以作为明证。
　　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而今天的文化大
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
就不能真实地刻划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
真是相形见绌了。
　　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干子弟。今天
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
谁敢呢？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8月21日
　　这个星期着力与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
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份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完全被砸了。据说，红卫兵
砸了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他们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
好一个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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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的角度看，遇罗克的这些日记无非是说出了一点内心里的秘密，可是在长期
残酷政治斗争的挤压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形了，能说点真实想法的人太少。而且，从
常识上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的谈心，别人无权干涉。
　　但是在政治并非修明的时代，阳光被强行垄断，真理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在经历了
1957年反右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小心翼翼倦缩
在一个并不坚硬的“硬壳”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一场大风暴在
即，习惯于缩头的中国人更是将头死死埋下，并美其名曰：以静制动。
　　遇罗克这时候出头，无异于飞蛾扑火。飞蛾扑火是为追求光明，却只能落得个烧得
焦糊的下场，这是中国人一场永远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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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事件发生后，遇罗克被他本厂的一帮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批评。
　　风波渐渐平息，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探索，那么他完全可以活下来，在中国后
来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充当一名勇敢的冲浪者。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即使前面是带血
的刺刀，他也迎着寒光闪闪的刀尖勇敢地走上前去。
　　随着运动的升级，红色恐怖之风越刮越猛，一些饱受岐视的狗崽子们，连最基本的
自下而上权也被剥夺。当遇罗克听说北京大兴县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开杀戒，甚至连出
生才38天的婴儿也惨遭杀害的消息时，他震惊，他愤怒。
　　闪烁的眼镜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因痛苦而微微闭上，心在抽搐，滚过一次次阵痛。
小时候他看电影《流浪者》时，为拉兹的不公正命运掉过眼泪，如今他为自己国家千百
万拉兹掉眼泪了。难道说“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鬼见愁”对联的出笼和“血统论”的全面泛滥，促使遇罗克迅速站到了斗争的最
前列。他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从每月的18元学徒工资中节约出钱来，买
蜡纸、钢板、铁笔和白纸，将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刻印出100多份，署名为“家庭问
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在传单贴
出的地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群，议论纷纷。
　　《出身论》指出，“鬼见愁”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
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说穿了，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
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
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
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藉、文学、艺术
的宣传，习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
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
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
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
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
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
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黑七类”，社会上有“禁止黑七类
串连的，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
斗组织的，有借出身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折……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见出身不好
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在工厂，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
出身好的……农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财会、行政、保管等各项工作，也不能外调……”
文章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用《出身论》来抨击“血统论”，对于那些生下来就低着头的狗崽子们来说，无异
于一声惊雷。他们在一望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见了一丛绿树、一口清水井，他们
多么欣喜！然而心里头也隐隐有一丝担忧，担忧暴虐的烈日会毁掉那丛绿树、那口清水
井。
　　《出身论》的文章出现后，人们争相传抄，纷纷议论，影响迅速波及开来。北京四
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
络地址，他们找到了作者本人。
　　遇罗克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入陋室就坐。遇罗克说，他开始《出身论》方面的
思考，源于他的出身和个人不平静的经历，也源于他对各个学科知识的不断汲取。他之
所以取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是因为他不喜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而启用这个名称，
是希望能启发全国亿万个家庭，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一番交谈，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遇罗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几分。经过商议，决定
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
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
　　短暂的筹备和忙碌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登出，首期3　　份被一抢而
空。有一次，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
亿收了摊，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
买报的人群。
　　和传播谭力夫的讲话一样，《出身论》迅速向全国范围内幅射，引起了一阵阵强烈
的反响。
　　在此期间，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
来访或索报。50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
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来
访的人群中，那一张张焦灼痛苦的脸，使遇罗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断出击，先后在《中
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
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胆敢如此大胆的公开挑战，感到怒不可遏。经常有人
叫阵，点名要同遇罗克辩论。每每有“血统论”观点的大群人，围着遇罗克辩论，进行
口舌围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罗克雄辩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论》观点的另一派群
众解围。
　　在辩论台上，遇罗克像是真理的卫士，词锋犀利，言辞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他有时候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甚至不屑于同谭力夫之流辩论。因为辩论的过程，
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过程。这样的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说明他们不是个混蛋而
已。”有时候，他又会异常严肃，脸色铁青地论证道：“‘鬼见愁’对联的上半联，是
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处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遇罗克还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场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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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出身论》的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泽
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
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
《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
　　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
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
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
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
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
　　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
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
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
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
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
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
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
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
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
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
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
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
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
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
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
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
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
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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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
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
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
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大地也在抖动。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
　　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
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
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
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
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当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
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
　　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
这黑暗的一页！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
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
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
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
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
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
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
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
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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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
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
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
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
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
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
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
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
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
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
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
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
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
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
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
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
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
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
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　　　　　　   ※　　　　　　　　 ※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
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
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
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
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
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
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
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
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
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
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
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
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
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
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
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
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
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　　　　　　   ※　　　　　　　　 ※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
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
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
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
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
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
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
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
“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
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
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
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
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
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
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
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
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
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
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
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
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
“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
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
“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
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
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
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
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
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
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
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
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
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
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们更是感
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
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
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
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
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
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
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　　　　　　   ※　　　　　　　　 ※

　　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
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
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
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
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
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
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　　　　　　   ※　　　　　　　　 ※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
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
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
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
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
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
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
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
“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
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
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
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
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
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
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
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
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
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　　　　　　   ※　　　　　　　　 ※

　　“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
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
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
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我继续往
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我从台上摔下去。我一点也不惊慌，这是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
了。
　　我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抢先冲上台来，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我围
在中间，保护着我继续讲演。
　　我当时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是接到“联动”大会的通知以
后来参加会议的，但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尽力阻止过激行为，以防止
老红卫兵全军覆没。也许我的发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浇向大会的一盆冷水。历史证明他
们是对的。他们以切身体验，以直觉感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错误，这些人正是后来的
四人帮。但是，我却是最早地预感到了危险性，我是从这伙人的淫威中预感到的。我不
忍心看着同伴们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我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我讲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
我弟弟是35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红卫兵发生口
角，被抓了起来。谢富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大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
　　接着我又谈到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我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1937
年就参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现在他们统统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兄弟几个，每天轮
流给他们做饭送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我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
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绪慢慢勾通了，我
的话才慢慢进入他们的心灵。
　　当时，大会上所表现出的分岐，实际上代表红卫兵末期的两个流派，一种中鱼死网
破，决一死战；另一种是想力挽狂澜，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退一步，进两步，希望把
红卫兵运动延续下去。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老红卫兵衰落的命运。
中央文革的意图十分明确，老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现在可以退场了。

　　　　　　　　  ※　　　　　　   ※　　　　　　　　 ※

　　12月26日的大会上，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高呼口号，
于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
捕人员。在公安部的墙壁上，他们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
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　　　　　　   ※　　　　　　　　 ※

　　一冲：1966年12月2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
动”分子扭送到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
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北航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
慢说，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
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嚣张至极。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
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收语录本的还发
了语录本。这样，他们终于做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
人。
　　二冲：1966年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室的八个
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
碎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
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伙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
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多个暴徒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
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三四点钟，
在接待室的暴徒，又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
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
病人才被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商务砸了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
堂里野驴般尖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
“抢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
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
长要找他们谈话，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狗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
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押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
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
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的头上。30日，革命工人、学生前来支援公安部，
他们才陆陆续续溜走了。
　　三冲：事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近百名暴徒，再次冲击公安部接待
室，强占了两间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析
人，当场推倒一名女同志，踢伤一名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1月1日下
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967年1月6日上午11时左右，“联动”纠集100多名暴徒第四次冲击公安部。
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
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于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
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燃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
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
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转而进食堂，把食堂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
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
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
回去，一溜烟地仓惶遁去。其实，电话早被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
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
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
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和个战士受伤。
　　六冲：1967年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这次自动前
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没有冲成，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
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
“刘少奇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　　　　　　   ※　　　　　　　　 ※

　　以上这份材料出自红卫兵小报，而且出自“联动”对立派的“井冈山兵团”之手，
其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是它所记载下来的事件经过，据参加过冲击公安部的“联动”红
卫兵回忆，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联动”六冲公安部，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岁月沧桑，
流走了多少时间，但那一段记忆却始终被保存在心灵的深处。现在回忆起来，他们对自
己年轻狂热的过去，有一种不敢辨认的感觉。
　　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
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撕毁图书，
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这是一种撕裂自己伤口的作法。这种作法的结果不但不能止痛，还会带来更剧烈的
惨痛。
　　就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失宠的老红卫兵迎来1967年。
　　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困兽犹斗，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
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干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通告》
中说：

　　　　　　　　  ※　　　　　　   ※　　　　　　　　 ※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
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挥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
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
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
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
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
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
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
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
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
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
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
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
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
必然胜利。

　　　　　　　　  ※　　　　　　   ※　　　　　　　　 ※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
‘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
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
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
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
“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
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
“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
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
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
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
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
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
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
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
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
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
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
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
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
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
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
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
“‘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
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
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
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
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
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
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
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
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
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
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
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
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
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
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
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时，
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
“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
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
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
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
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
“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　　　　　　   ※　　　　　　　　 ※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
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
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
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
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
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
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
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
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
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
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
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
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
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
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
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
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
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
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
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
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
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
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
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
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
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
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
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午夜时分，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
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老红卫兵
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
么？

　　痛苦的涅磐

　　4月22日，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又一次刺激了“联动”的狂热性。
既然放人了，就说明当初中央文革抓人是错误的，至少，是中央文革的失策。基于此种
认识，他们中间少部分人更加大胆、也更加顽强地以各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当时中学生中势均
力敌的“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派性斗争。5月初，“联动”部分成员串连在一起，
与北京28中的“四·三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28中达3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对立派观
点的人。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这时的“联
动”，不可能把矛头再次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开刀。他
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要杀
尽这些狗崽子！”
　　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能使他们加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只能在群众中煽起对老红
卫兵更大的反感、更深的憎恨。

　　　　　　　　  ※　　　　　　   ※　　　　　　　　 ※

　　更多的“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
　　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
　　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
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联动”老红卫兵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
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多），练
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老红卫兵是在“颓废”中积蓄力量，在“沉沦”中汲取养
分，等待着在下一轮角逐中再展露头角。但是在当时，他们被人们普遍认为已经“跨掉
了”。
　　他们在“跨掉”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跨掉”的过程中，他
们认识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蒲宁、叶赛宁、艾特玛托夫、叶甫图申科以及萨特、加谬、
赛林格等等一批人类的天才和疯子，他们在“跨掉”中体验到了幸福，享受到了乐趣，
也为重新崛起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的“跨掉”为人不耻，不被人接受，即使是在其他“联动”
老红卫兵中，也难为“革命战友”理解。
　　有一部当时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后记》中作者
写道：“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为了教育那些由于犯了错误而失去信心、
希望、醉死梦生的老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
含泪的回顾呵！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不羞愧吗？”

　　　　　　　　  ※　　　　　　   ※　　　　　　　　 ※

　　在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老红卫兵徐雅雅是创作的核心。
　　徐雅雅，这位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尖子学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她有七次在
场。有一次，她还被指定领喊口号。她属于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拨老红卫兵之一，运动
初期，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享有好名声。
　　1966年国庆节，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与北京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
徐雅雅在剧中饰李铁梅。剧本经过修改，采用了跨越时空的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台
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唱起了《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
一阵紧锣密鼓的打击乐的伴奏声中，一名红卫兵扛着红卫兵战旗上场，作“龙摆尾”的
“急急风”，在台上挥舞大旗。锣鼓猛地一停，红卫兵战旗收住，走上高台，在李玉和
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在磨刀人的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
红卫兵刀劈鸠山，谢幕。
　　这出《红灯记》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的小礼堂里。康生、江青、陈
毅等人到场观看。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演出过程中，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
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这句台词念过，全场老红卫兵热烈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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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2月26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徐雅雅所在的
戏剧专科学校，老红卫兵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她和另外两个
男红卫兵，“苟延残喘”般成立了一个“五敢纵队”。
　　可是，“五敢纵队”在学校内外完全呈孤立之势。
　　广播里经常喊道：“徐雅雅，到‘爱霜雪’战斗队来！”来干什么？接受战斗队的
批判。这样的批判有时候一天就得经受七八次之多。
　　当时的徐雅雅，诚心诚意觉得自己有错误。在“联动”被宣判为反革命组织的当天
晚上，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以“党之子”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呀，
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
　　1967年4月初，北京外语学院附中一位老红卫兵慕名而来，找到徐雅雅，请她为该校
写一出歌颂红卫兵英雄业绩的话剧。
　　几天后，徐雅雅拿出了初稿。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
们身上》。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在剧中，她还饰演了校党支部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
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话剧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1966年清华附中高三·二班几名同学罢考，
到校外荒郊圆明园遗址处秘密组建红卫兵，再到与工作组作斗争、挨整、毛泽东“八·
一八”接见。实际上集中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几所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初
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剧情以老红卫兵彭路生等人撕毁考卷罢考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学生揭发围攻
红卫兵、“上纲上线”整红卫兵，将戏推向高潮。最后，校党支部副书记洪松站出来，
支持红卫兵，并揭发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上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革命同
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前来支援，并带来毛泽东将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
　　这出话剧中，还真实记录了红卫兵诞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
人参加红卫兵秘密会议，半夜从下水道钻回，被洞口带刺的铁丝挂伤，红卫兵念毛主席
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第二场《荒郊》：怒云蔽空，古柏耸立，20多个红卫兵列
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宣誓声中，音乐伴奏，还伴有旁诵，从1927年
大革命被镇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旁诵声接近尾声时，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
“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台上演出的红卫兵和台下观看的红卫兵一同加入到
歌声之中，场面蔚为壮观。
　　整出话剧的演出从始到终，都充满革命的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在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油印剧本（后记）中，徐雅雅饱含深情地写道：“这部不成
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着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
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这出话剧，原来计划在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的，可是5月
29日那天未能演成。剧组在北京长安剧院、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剧场等处
演出了几场，反响很好。
　　若干年后，徐雅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悲愤地说：“我们准备了一台诗歌朗诵和
一台话剧，准备分别在5月29日和8月18日的纪念会上演出，可是后来5月29日的那个会没
有开成就夭折了。大家觉得很丧气。这件事搞不成，就等于我们红卫兵已经死了。5月2
9日这个会的夭折，等于又往棺材上再钉上了一颗钉子，钉得更加死了。”
　　殊不知，老红卫兵的失宠，仅仅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悲剧的一个开始。

  ４－１、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
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0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的讲话，按惯例，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这篇讲话，重点讲了以下八个问
题：

　　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
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
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
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第二，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
禁止传抄。此次会议之后，社会上公开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
则明显持支持态度。
　　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
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
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真实涵义
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
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
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
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
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
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
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
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
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
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
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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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
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
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
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起“井冈山兵团”的
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
“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
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
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
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
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即召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作了紧急部署。要把“打倒
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当场有人表示担心，怕事端闹大了难于收场。蒯大富心中有
底，说话便显得中气十足：“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
　　10月25日，清华大学几乎倾巢而出，五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出发，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人群密集的王府井大街、西单、北京火车站、
菜市口等地分别集会，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撒传单，呼口号，演讲……对刘少奇等人
进行了“缺席审判”。
　　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原来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
分群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面前，也开始学着理解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群众
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
　　1966年的最后10天，北京城里一次次翻腾起“打倒刘少奇”的浪潮。
　　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公开宣称
“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
她在发言中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
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
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另一位红卫兵领袖、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司令谭厚兰在大会
上发言，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
灵魂”。
　　在此期间，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来到了清华大学，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
的女儿刘涛，透露了中央高层要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江青劝刘涛“要与家庭划清界
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江青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
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后，其子女刘涛、刘允真一直跟着刘少奇生活。刘涛、刘允真对
他们的生父刘少奇是有感情的。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批判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感情
上说是痛苦的，也是难于接受的。
　　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既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刘涛姐弟俩的唯
一选择就只能是听从毛泽东的召唤，向生父刘少奇开火。姐弟俩怀着矛盾的心情去看望
了生母王前，并违心地将他们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内容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
大字报，分别张贴在中南海职工食堂、清华大学等地。
　　为此，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我们很难描述刘少奇是以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迎来1967年的。据他的儿女们在一篇
怀念文章中回忆：从表面上，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
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其内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月1日清晨6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了。随即有人进来在院墙上贴了许多
标语，并且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
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两行大字。
　　1月3日傍晚，中南海造反队的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
到走廊门口批斗达40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
看大字报。
　　毛泽东的疏远，不明真相群众的怒目而视，给刘少奇的心灵带来重创；而家庭的一
次次突变，更给刘少奇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把盐。尽管他是个极有控制能力的人，但是
在四分五裂的家庭面前，他的心颤抖了。
　　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女儿刘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汽车压
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里等候家长签字。
　　放下电话，王光美心如刀绞。刘少奇遭受厄运，女儿又面临残废的后果，真是雪上
加霜。她何尝不想马上飞到女儿身边，可是一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
的忠告，她有些犹疑了。
　　刘少奇有些发火：“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她是为我挨斗。”
　　当即，刘少奇、王光美驱车前往医院，没有看见受伤的刘平平，却看到了被作为人
质扣留的儿女刘源源和刘亭亭。
　　当清华大学红卫兵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
他们喊口号、贴标语,口口声声要“打倒刘少奇”，可是当刘少奇真的出现在面前，仍然
感到意外。这大概就是“虎死威风在”的道理。不管怎样，刘少奇也曾经是万人景仰的
共和国主席。
　　在红卫兵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迎上去，急切地对王光美说：“他们
就是为了要抓你。”
　　王光美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走上几步，大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看着面前闹剧似的一幕，他无能为力，只得留下妻子，悻悻而返。
　　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被逼迫写下了四点保证。在周恩来的亲自干涉
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经过在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上刊出，配以大红标题，文
章绘声绘色，在一些细微末节上添油加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在的影响。

　　　　　　　　  ※　　　　　　   ※　　　　　　　　 ※

　　刘少奇一家如同在油锅中煎熬。
　　就在王光美被“智擒”的那天夜晚，刘少奇和他的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散步。夜黑如
墨。寒气逼人。中南海沉寂在一片动荡不安之中。走着走着，年龄最小的刘亭亭哭泣起
来，伤心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在刘少奇的耳边和心里回荡。刘亭亭说，她这几天一直被
造反派扣在学校里，亲眼看着姐姐刘平平挨批斗，现在妈妈又被抓走了……。
　　刘少奇何尝不难过呢！他爱怜地抚摸着刘亭亭的头，轻声安慰着。
　　可是，刘少奇饱经重创的心灵，又有谁来安慰呢？

　　　　　　　　  ※　　　　　　   ※　　　　　　　　 ※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即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苦笑着解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这次会见，毛泽东态度和蔼。
　　刘少奇则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接着，他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考虑
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
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
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独生女去延安或老
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知毛泽东该怎么看？当时，毛泽东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
语。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开口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专门介绍了德国动
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
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然而，就在毛泽找刘少奇谈话后的第四天，即1月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
闯进办公室，要撤刘少奇的电话。
　　刘少奇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
也无权撤。”
　　造反派无言以对，怏怏而去。
　　第二天，他们再次闯来，二话不说，将电话线扯断。显然，他们是秉承了谁的旨意
的。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每天只能从儿女们抄回的大字报以及买回
家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中得到一点消息。依据这唯一的消息来源，他推测着运动的动态，
揣摸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

　　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

　　1967年春节。新春的喜气没有冲淡笼罩在刘少奇家庭中的阴影。
　　春节刚过，对刘少奇一家的攻击再次升级。
　　1967年4月10日，经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
光美大会，并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人参加陪斗。
　　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为震怒：“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王光
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要她代我受过？”
　　这就叫做株连。与中国封建传统有着血缘关系的“株连”，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泛
滥。据统计，因刘少奇一案而“株连”的错案冤案假案共有二万二千多起，而批斗王光
美，仅是其中不足挂齿的一起！
　　那天，刘少奇的神情十分沮丧，他甚至提到了“死”字：“将来，我死了以后，你
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
产主义。你们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当时，王光美哭了起来：“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刘少奇说：“会把骨灰给他们的。”
　　说完，刘少奇凝神沉思了片刻，转身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出来。
　　4月10日，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如期召开。清晨，清华大学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
海，来到刘少奇、王光美的住所。一会儿，王光美被押回清华大学，在清华园主楼七层
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着数十名红卫兵。
　　王光美一进来，红卫兵便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并伴以一阵阵高声质问。相形之下，
王光美的答辩声却显得很微弱。
　　因为王光美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过旗袍，戴过项练，被红卫兵定为“资
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批斗会上，一伙红卫兵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上显然瘦得不能
穿的旗袍，套上用乒乓球特制成的一串“项练”。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
“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话音刚落，马上尝到了红卫兵更剧烈的“武斗”。
　　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人群哗然。从北京各处赶来参加大会的人
争着拥护，把看清王光美当作了好奇心的一次最大满足。大会照例充斥在一片片口号声、
打倒声、语录声中。
　　批斗会结束后，“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所管辖的《井冈山》杂志出了专刊，
登载了一篇《三审王光美》的奇文。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部分摘录：

　　第一次审问

　　地点：清华中央主楼。
　　时间：1967年4月10日晨6点半左右。
　　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答：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
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同学们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斗，王光美不干。）
　　问：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
　　王：就不穿！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反正我不穿。
　　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别说
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
　　问：“冻死苍蝇未足奇。”
　　王：如果我真的反毛主席，那冻死就活该。
　　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问：不行！都穿上。
　　王：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
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
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时间到，捉鬼队员给王光美穿妖衣。）
　　王：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
　　（众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王：谁反对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断。）
　　（众念：“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王：你们用强制手段。
　　问：胡扯！是你侮辱我们。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
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
园时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
　　王：希望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问：我问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谁干的？
　　王：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于正视事实的。……反正“打击一大片，保护一
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会是扬天放。谁是真革命的，谁干的谁自己承认。是谁说清华
园是黑窝的，是谁说宁可怀疑99个也不放过一个黑帮……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站出来，
谁干的谁自己承认。
　　问：你说，为什么打击基层干部？而何东昌倒在香山休养，刘冰、胡健在北京饭店，
蒋南翔，同学们提了多少回，你们就是不斗。
　　王：问我不知道，北京饭店是在开会。蒋南翔的情况我是反映了，中央有同志批示
（我不能说是谁）不让拉回来斗。
　　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
　　王：同意派工作组是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在负主要责任。
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
　　问：就你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我们没有定一个反革命。
　　问：你赖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实。
　　王：事实总是事实，应该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问：不对。立场是主要的。你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就是看革命群众的阴暗面，反对
文化大革命。我们看的事实，收集到的事实就是和你不同。
　　王：现在有人推卸责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应敢于承认事实。怀疑一切是
错误的，是谁提出的？
　　问：你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命群众干部。
　　王：反正“怀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刘少奇的思想，我们是反对怀疑一切
的。
　　问：（气急、骂）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揭事实。（给苏
加诺点烟）
　　王：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
尼习惯。
　　问：你说，你把多少同学打成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有不少。
　　王：我们只批过，没有打成反革命。
　　问：谁让你反“假左派”的？
　　王：不是刘少奇。是工作组问我，是叶林，扬天放，他们说蒯大富写了一个夺权的
批语，还有反映了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况，我就根据这些同意了。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的指示很少。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干的？捞政治资本。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
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三个饭厅去卖菜？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面更广吗？
　　问：你回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底是谁推广的？
　　王：的确不是刘少奇。
　　问：蒯大富是谁定的反革命？
　　王：与刘少奇无关，也肯定没定反革命。
　　问：你交待，保蒋南翔是谁指示的？
　　王：蒋南翔性质未定的话是我讲的。但你们前后的话都不讲，只讲这句是断章取义。
　　问：同学们对蒋恨死了，你却说性质未定，不让斗，这不是保他是什么？你知道不
知道？
　　王：我不知道。你们试试看，将来你们的工作中不要犯错误。
　　问：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王：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意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
句话。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
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
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问：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王：是不是另外有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问：你觉得这篇文章说得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是吗？毛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
主席汇报情况。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谁你清楚吗？
　　王：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王：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问：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少奇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
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议他同意过的。
　　问：是谁？
　　王：我不说。
　　问：你包庇！快说。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的。
　　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王：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
　　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王：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情委托
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
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问：就是反动路线主这一点？
　　王：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问：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那些资本主义道路？
　　王：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
慢一点。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他是不赞成的，
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养分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错话，你们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
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
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这么讲，说“工人就得剥削”是对吗？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
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工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工厂罪就更大了。
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
剥削。这是在特写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导，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停战协定（决议）
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众笑：这么他
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吗？
　　问：那你说，还有谁？
　　王：不用说了吧？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
　　问：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王：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被逮捕危险，是应
该身上带些东西的。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王：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
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取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资本家名声
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问：你现在对刘少奇怎么看？
　　王：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
　　（同学们要她戴上项练。）
　　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练，你为什么非要戴上？
　　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戴项练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
　　问：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王：红旗调查员的文章……（不语。同学吵，逼后，大声嘶叫。）有很大的片面性。
　　问：好，记下来。
　　王：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刘少奇搞
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左”实右。
反正这“怀疑一切”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问：那你说是谁？
　　王：反正有人。
　　问：无耻！蒙骗人家还夸耀。现在谁都看透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了。
　　王：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
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问：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王：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
（被打断。众：你放毒！）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坏话，
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说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
你们斗吧！
　　问：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
　　王：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不要给我们的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不少啦！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
　　王：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
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问：去你的。桃园经验臭透了。一会儿你听听。
　　王：桃园经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有缺点有错误。
　　问：（大伙耻笑她）有功，有功。那么“后十条”看来也是好的，有缺点、有错误
吧？
　　王：“后十条”是刘少奇改的，有些清规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改的。
　　问：这么说“后十条”棒极了？
　　王：“后十条”有好的部分，但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一些政策界线强调得过多，
成了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运动。
　　（群众气极，给她打扮后照相。）
　　王：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六、七月份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问：归谁？你说！
　　王：他路线错误有影响，不能全归他，他有责任。
　　问：蒯大富反革命案很久翻不过来，谁负责？
　　王：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刘少奇定的，刘少奇没跟我说过蒯大富是反革命。
　　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指谁？
　　王：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是指洛甫。
　　问：那19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面把斯大林都删了？
　　王：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
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遍，有的
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
“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么看？
　　王：批这电影很对，该批。
　　问：不对，要害是揭开了“老革命”的画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
　　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问：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
　　王：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对党更有利。
　　问：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怎么看？（念戚本禹文章最后几个问
题。）
　　王：一，没讲过。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猖
狂反对毛主席三个问题。）二，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
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
他特别谈了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
没有水平，无魄力象毛主席那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
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
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一九六六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三，他没
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
四，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
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又不大，就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
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五，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
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六，他
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
社问题他是同意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七，八大报告有缺点。但是这
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象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
刘少奇决议好象也看得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八，这
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九，刘选编委会
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十，他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扎根串连。有
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十一，对六、七月份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报的观点。六、
七月份后他也要负责。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不了解情况了。
　　（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都带来了。）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第二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下午1点
　　地点：清华主楼803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怎么看？
　　王：戚本禹同志文章写得很好，旗帜鲜明。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刘少奇是假革命、
反革命的结论我得不出。1950年我同刘少奇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时，他没有讲什么。主席
说要批判，他没批判，这是错了。反正我没有听他说过这部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戚本禹
同志文章出来后，我很气愤，也很关心。毛主席说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么。我又问了刘
少奇一次，与他回忆了很久，他也说没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会弄清楚
的。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还是老革命？文化革命也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王：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说不是偶然的，他的世界
观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不违背毛泽东思想，他是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毛主席的胆量
和魄力来发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我的错误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现在，我愿意交真心给你们。我对“假革命”、反革命的确没有
认识到。
　　问：问你，你对今天斗争大会怎么看？
　　王：今天大会表现了群众的愤怒。我个人受一些委屈也没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也要
经风雨见世面嘛。我希望你们给我录音，我听到的太少了，我应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也应让刘少奇知道。
　　问：狡辩！我问你，桃园经验到底怎么样？
　　王：我认为桃园经验是成绩多缺点少。
　　问：嗬，还成绩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王：成绩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
　　问：不许你污蔑毛主席。
　　王：我去桃园，许多人都不支持。刘少奇是主张我去的，那时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
去。
　　问：可是你呢，大整社员，大整同学，毛主席支持吗？
　　王：那，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然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
　　问：再问你，刘少奇在天津讲的反动话你怎么看？
　　王：天津讲话，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错误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是针对一些人
“左”倾情绪去纠正的，他说的话有些是很不好的。但“红色资本家”不是他讲的，我
知道，我不说是谁。刘少奇只讲过进步资本家，资本家是有先进的，落后的。
　　问：谁说的“红色资本家”？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
　　问：不行！你是专政对象，说！
　　王：还是不说的好。我知道你们要揪。
　　问：算了吧，谁不知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者。
　　王：是的，是有人批评他老右倾，立三路线时批评他右倾，王明路线时也批评他右
倾……
　　（打断）
　　问：恶毒！你说现在是什么路线？不许赖！
　　王：我是说过去。
　　问：你对《论修养》怎么看？
　　王：我同意红旗评论员的话。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呢？
　　王：（避而不答）
　　问：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
　　王：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
　　问：少耍赖！你对中央文革到底怎么看？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评，中央文
革是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的，我从讲话上看到过。大字报上边也有提意见的嘛。
　　问：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被打断）
　　王：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丈夫错了，老婆就一定错，
老婆错了丈夫就一定错。
　　问：你们俩本来就是臭味相投，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是刘少奇拉入党内的阶级异
已分子！
　　王：我入党不是拉进来的，我有手续的。
　　问：你介绍人是谁？
　　王：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谣言。
　　问：谁？
　　王：一个姓孙，一个姓赖。
　　问：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王：（不说）我的历史，我全部向组织汇报过了，你们可以通过组织调查，这些没
必要说。
　　问：我们就要你说！谁看你档案。说，刘少奇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文章发表后，他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想他不会承认假革命，反革命。刘少奇
说他从来没说过是爱国的。我们一起回忆过这件事，那回是谁推荐的，什么过程，我都
忘了，反正是演到一半天就亮了，看不清，我们什么也没说。
　　问：你是不是说戚本禹同志，《红旗》在造谣？
　　王：戚本禹，我一直认为是好同志。是不是有人造谣，我不知道。反正刘少奇没说
过。

　　第三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5点40分--10点5分
　　地点：主楼803
　　问：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
　　王：毛主席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
有错误是他的。
　　问：你说《红旗》文章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修正主义那一套？
　　王：《论修养》是唯心的还可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想不通。
　　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
　　王：有某些方面一样，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
　　问：哈！这不是修正主义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1962年大量
印发出版是谁定的？
　　王：可以查么，不是刘少奇亲自抓的，不知道。
　　问：戚本禹文章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王：从批《清宫秘史》和肃清刘少奇影响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实我有保留。是假革
命反革命我还未认识到。刘少奇从来没讲过是爱国主义。
　　问：难道《红旗》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王：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
　　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说来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
都相信，那我有保留。……
　　问：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
　　王：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
　　问：刘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么态度？
　　王：反正，刘少奇不是反革命。
　　…………

　　刘少奇的灭顶之灾

　　1967年初，姚文元为攻击陶铸而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吹响了围剿
影片《清宫秘史》的号角。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一条注释明确写道：“鼓吹《清宫秘
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群
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文中提到的“大人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刘少奇。这是党的报刊上第一次公
开攻击刘少奇，攻击的方式是不点名的“点名”。
　　到了三月底，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上登出这样的内容：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
是爱国主义。并说刘少奇自诩为“红色买办”。
　　红卫兵小报，只不过把姚文元文章中的“大人物”换成了“刘少奇”而已。
　　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刘少奇的倒台已是必然，只是时间早迟的事。
　　此时的中央，实权完全操纵在中央文革手里。一些高层领导，倒的倒，垮的垮，人
人自危，不能也不敢公开为刘少奇鸣不平。倒是党外知名人士章士钊毅然上书毛泽东，
请毛出面制止打倒刘少奇的悲剧继续上演。章士钊在信中说：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
裂，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不要打倒。
　　毛泽东给章士钊回复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随信附来的，是当时中央所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罪状的材料。章士钊读了这些材料之
后，仰天长叹，良久不语。
　　3月28日，满腹悲戚的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他对《清宫秘史》问题的看
法和事情经过。
　　但是这封信却如泥牛入海。
　　3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年第5期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
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戚本禹的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说法：“《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
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
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使戚本禹的文章更有重量。在文末，
戚本禹一连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并作出了回答：

　　　　　　　　  ※　　　　　　   ※　　　　　　　　 ※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
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
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
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
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
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
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
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
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　　　　　　   ※　　　　　　　　 ※

　　戚本禹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的。这篇文章，从政治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
他头脑中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醒来之后，已无路可走。悲愤之极的刘少奇把刊有这
篇文章的《红旗》往桌上一摔，说道：“假话！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
主义？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卖办’？这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
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
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刘少奇的悲愤只能向家人倾诉。
　　4月6日晚，中南海造反派再一次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喊着口号，大声勒令刘少奇
从即日起，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
章中的八个“为什么”。
　　4月7日，刘少奇交出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将
答辩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就被撕成了
碎片。

　　　　　　　　  ※　　　　　　   ※　　　　　　　　 ※

　　此时的刘少奇，莫说保持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甚至连起码的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在批斗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打他的脸和嘴，美其名曰：“不谁放毒！”
　　他实质上过的是半幽禁的生活。每天，除了看看报纸，到中南海大院里看看大字报，
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只有亲属、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和不
时撞进住所里来的造反派。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揪斗刘少奇的高潮继续高涨。
　　6月3日上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革命
造反联络站”等红卫兵组织召开红卫兵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肃清刘少奇在建工学院
几次讲话的流毒”。会上，经各红卫兵组织共同协商，决定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
部”。
　　当天下午，一支红卫兵的先遣部队开到了中南海西门，架起帐蓬，安营扎寨，誓死
要把刘少奇“揪出来”。
　　当时的报纸上作了这样的喧染：“揪刘战士，赤胆红心，在中南海西门摆开了与刘
贼血战的战场。他们把大地当课桌，蹲着，半卧着，全神贯注地抄写那些直捣刘贼心脏
的大字报。醒目的大标语，每天都象排炮一样向刘贼射过去……”
　　红卫兵往中南海西门前一住下，自然就是巨大的影响和压力。每天，都有一些红卫
兵组织前来声援。到六月底，前来声援并住下“并肩战斗”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已有
700多个。全北京市所有高、中院校的红卫兵都组织人马来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竞相亮
出自己组织的旗号，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喊：“刘少奇，你这个坏东西……”
　　7月4日凌晨3点多钟，戚本禹驱车来到“揪刘火线”，来向红卫兵表示慰问。显然，
红卫兵“揪刘”的行动已经惊动了中南海，派出戚本禹来安抚，只不过是一种策略。
　　果然，当晚，中央办公厅通知刘少奇，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份书
面检查。
　　5天后，刘少奇的检查写出来了。此时的刘少奇身心交瘁，检查由王光美代写。洋洋
五千言，分为三部分。检查中写道：“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
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
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建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检查结尾处，写下了一连串的“万岁”之后，签下了刘少奇的名字。
　　刘少奇的检查通过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转到了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红卫兵
们手里。早已被狂热的造反精神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被刘少奇这种冷静客观的检查再一
次激怒。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形下，刘少奇无论写出怎样诚恳的检查，也是难于过关的。
“新八一战斗团”回敬了刘少奇一份“勒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反攻倒算。
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作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扬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
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
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
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象你们这
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点交出你的第二份检
查！
　　不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5日

　　同时，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报导了中南海西门前的场景。有的引用
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必须加倍提高警惕，
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据此，揪斗刘少奇的呼声更高了。
　　7月17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
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
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7月18日零点，“新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宣布“绝食”，并发表《绝食誓词》：
“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不睡，头可
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北京市100多个造反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
大会”，上百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喊着、喧嚷着。
　　也就在这一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得近水楼台之便，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
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强按着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刘少奇
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
　　斗争会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被隔离开来。只有他们的儿女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
里，能看见前院里的父亲，也能看见后院里的母亲，但是咫尺天涯，虽能看见，却不准
说话。
　　这里有着多少的痛楚与辛酸！
　　7月19日，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不
久，即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从此，中南海墙外，
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语如海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苇席棚里，日夜坐着、躺着
“揪刘”的红卫兵们。
　　此时的中南海内，仿佛是漩涡的中心，在一阵阵喧嚣之后，是让人难耐的沉寂。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西门很远，他只能听见隐隐的口号声、语录声和战歌声。
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他日夜被高音喇叭的叫喊搔扰着。
　　中南海有五个大门。“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一会儿冲击这个门，一会儿冲击那个
门，高呼口号：“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每当大门吃紧，门卫与冲击的人
群相持不下时，就紧急电告，请周恩来出面处理。往往这个门还没劝说下来，另一个门
又被冲击，周恩来有点接应不暇了。
　　有一次，上百个人叫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北门。周恩来赶到之后，严厉地说道：
“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
摄于周恩来的威信，“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这才止步。

　　　　　　　　  ※　　　　　　   ※　　　　　　　　 ※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
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同一天，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与天安门广场的誓师大会
相呼应。江青说：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
“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
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
口号声所打断，随之，一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
小将鞠躬。
　　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
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
　　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
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
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当刘少奇想到宪法的神圣，人民的权利应受到宪法保护时，可惜已经晚了。1957年，
若干生命遭到侮辱和践踏，中国领导人没有谁去想到还有宪法；文革之初，无数家庭被
抄，无数无辜的人被批斗、逮捕和杀害，也没有谁去提到还有宪法。
　　在极度痛苦中，刘少奇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书面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绝
望地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此后，刘少奇彻底地沉沦了。

  ４－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
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
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
“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
“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
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
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
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　　　　　　   ※　　　　　　　　 ※

　　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
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
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
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
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
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
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
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
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　　　　　　   ※　　　　　　　　 ※

　　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
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
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
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
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
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
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
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
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
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
‘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
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
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
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
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
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
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
“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
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
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
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
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
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
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
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
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
“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
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
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
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
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
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
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
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
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
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
“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
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
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
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
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
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
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
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
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
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
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
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
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
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
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
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
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　　　　　　   ※　　　　　　　　 ※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
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
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
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
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
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
“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
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
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
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
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
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
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
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
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
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
暗淡前途。

  ５－１、“７·２０事件”

　　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
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
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
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
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
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
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
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
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
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
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
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
华门作为背景。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
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７·２０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
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
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
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
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
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
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
《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
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
“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
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　　　　　　   ※　　　　　　　　 ※

　　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
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
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
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
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
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
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
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
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
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
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
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
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
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
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
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
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
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　　　　　　   ※　　　　　　　　 ※

　　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
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
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
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
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
“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120万人
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
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
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
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
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
“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
“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
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
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提出四个问
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
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
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
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
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
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的北航“红旗”
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
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
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
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
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天出动卡车400多辆，
附近的黄石市等市县，或纷纷发来声援电报，或开来卡车参加游行。与此同时，武汉大
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十足：“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
“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

　　　　　　　　  ※　　　　　　   ※　　　　　　　　 ※

　　武汉局势急剧恶化，当然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就住在武汉“梅岭一号”，
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不便出面。最合适的出面人物还是周恩来。于是，7月2
0日，周恩来乘专机返回了武汉。
　　周恩来是来为王力保驾的。但是，到达武汉之后，周恩来却得知，王力经劝说从
“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后，又突然失踪了。
　　原来，王力此时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
　　29师此时也已分裂。一部分军人赞同“百万雄师”观点，并积极参与了“百万雄师”
所组织的各项示威游行活动；但师政委张昭剑却另有想法。他故弄玄虚地对王力说：
“‘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王力。”
　　显然，张昭剑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以及林彪。
　　王力已如惊弓之鸟，在张昭剑的保护下，他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
在树木掩映下，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
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
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开口大
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我听空军的。”
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
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
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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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找到了笔杆子戚本禹。林彪交给戚本禹一封写给毛
泽东的信，要戚本禹修改。
　　事关重大，戚本禹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斟酌、磋商。
　　修改后，这封信由林彪、江青共同署名，然后转到武汉，由邱会作交给毛泽东。
　　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
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
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公里。李作
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
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
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
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
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
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
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
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
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
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
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
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
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
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7·20事件”
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
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
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　　　　　　   ※　　　　　　　　 ※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
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
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
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
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
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　　　　　　   ※　　　　　　　　 ※

　　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
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
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
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
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
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
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
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
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
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
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
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
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
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
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
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
来京，有重要会议。

　　　　　　　　  ※　　　　　　   ※　　　　　　　　 ※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
·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
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
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
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
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
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
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
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
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
大海之中。

　　　　　　　　  ※　　　　　　   ※　　　　　　　　 ※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
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
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
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
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
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
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
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
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
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
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５－２、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
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
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
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
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
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
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
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
　　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
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
　　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
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
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
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
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
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　　　　　　   ※　　　　　　　　 ※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
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　　名赤
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　　　　　　   ※　　　　　　　　 ※

　　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
“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之后，
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
　　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
级。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情况复杂，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这样不好”，
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
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祝全国内战全面展开”。毛泽东不同的讲话，
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当作砸向对立派的石头，又能够鼓舞激励自己一派的士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受蒙蔽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
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下面是全国部分地方武斗的掠影：

　　“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
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
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
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年2月28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
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
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士兵
死4人，伤46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定宁夏一派群众组织为造反派，下令驻
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8月
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四川宜宾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
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
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
人。
　　“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青浦县一日之内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
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
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
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
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
“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
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
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州武斗事件”：“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
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
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
烧死。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
习打靶。
　　…………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上海、
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且还动用大炮。限于篇幅，
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仅举重庆市的武斗为例。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
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
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
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
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
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
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
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
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
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
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
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
──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
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
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
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
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
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
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
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
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
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
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
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
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
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
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
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
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
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　　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
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
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
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
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
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
坏。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对重庆武斗不断升级表示愤慨，多次给四川省委领导人张国华
打电话，并作出4点强硬指示。周恩来总理说，重庆不能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
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伪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　　　　　　   ※　　　　　　　　 ※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
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Ａ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Ｂ派人员，身穿军
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Ａ派分三部
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Ｂ派已追击上来，
用车顶上机枪向Ａ派扫射，击倒8人。Ａ派立即疏散。Ｂ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
扫射。一分钟不到，Ａ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Ｂ派抓起几十个Ａ派成员，绑了拖上卡
车，还用绳子抽打。……Ｂ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Ａ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
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Ａ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
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
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Ｃ派开了机枪，攻击Ｄ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Ｃ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
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Ｄ派两人。Ｃ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Ｄ派30余人压
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Ｄ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
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Ｃ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
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
的80余名Ｃ派成员冲进某车间，Ｄ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
伤，一人手被炸断。晨，Ｃ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
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
向楼内猛扫，Ｄ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
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
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
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
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
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
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
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
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
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
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据文聿《中国“左”祸》一书记载，地处祖国西陲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事
件尤其惨烈、频繁，难以尽述。
　　在此转录部分以窥一斑。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
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
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
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
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
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
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
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
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
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
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
“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
“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
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
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
“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
“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
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
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
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
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
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
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
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
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
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
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
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
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
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
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
“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
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
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
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
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
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
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
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
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
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
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
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
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
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６－１、“五·一六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
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
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
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
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他还4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
地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
在雨水中打湿了。他淌过没过脚踝的水洼，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
上，任凭雨水淋着。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
打伞！”，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
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数千
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乘
一辆敞蓬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事后，周恩来说：
“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
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
卫兵。因为一个人出身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
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
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宣称，
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予革命动力。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
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
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
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
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
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　　　　　　   ※　　　　　　　　 ※

　　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
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
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
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
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
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
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
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
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今
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
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写出了‘炮轰周恩来！’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
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
基斯坦，拥有近四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
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
是反革命。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
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
自己的家庭出身。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
周恩来又说：“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我
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
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
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
请求，给他们在北国严寒中漂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
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每天必需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
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给对立的红
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
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
的机关。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司法权属
于法院。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　　　　　　   ※　　　　　　　　 ※

　　到了1967年，周恩来的部下一个个落马。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
兵炮轰火烧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红卫兵不要进入
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
大革命。
　　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之后，他有意无意提到了揪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楞，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
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
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
的要加予保护的人物名单，请毛泽东签了字。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曲意讨好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有些红
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击掌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周态度鲜明，中央文革在“炮轰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形
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作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1967年4月的一次红
卫兵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
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轰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
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余秋里、谭
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
公开点名批斗。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乘机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
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
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
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
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
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
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
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
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烈。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被公
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六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
《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
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
“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面对“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
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
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
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
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迫于压力，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让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
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稍稍收敛了些。6月4日，他们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
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要
这样的时候，照例，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一隅
引向全世界，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斗争要有艺术性，不
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红卫兵们安静下来，沉思着。
　　两天后，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
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
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就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
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
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对方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　　　　　　   ※　　　　　　　　 ※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警
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
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
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
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
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
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
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
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
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
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
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
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
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
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　　　　　　   ※　　　　　　　　 ※

　　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
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
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
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
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
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
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
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
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
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
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
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
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
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
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　　　　　　   ※　　　　　　　　 ※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
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
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
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
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
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
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
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
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
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　　　　　　   ※　　　　　　　　 ※

　　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
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
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
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
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
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
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
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
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
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
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
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
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
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
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
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
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
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
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
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
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
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
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
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
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
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
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
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
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
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先后来到红卫兵中间“做工作”。
但是，他们的劝说犹如火上加油。陈伯达用一口难懂的福建话说道：“陈毅确实说了反
动话。”谢富治则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戚本禹更干脆，他站在讲台上表态：
“揪陈是革命行动！”“外交战线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
并且煽动说，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
　　他们的劝说工作，等于是向红卫兵交底：你们揪斗陈毅，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
要说有障碍，那就是周恩来。
　　红卫兵的极左气焰被更进一步地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制造种种事端，肆无忌惮
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提出：“外交部可以夺
权！”
　　在王力“8·7讲话”的指使下，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
一个接见厅里，正在同周恩来进行对话。
　　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心脏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
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
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继续纠缠周恩来。
　　周恩来有些动怒了：“冲外交部，不管怎么说，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
　　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大声叫嚷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语。
　　周恩来停顿片刻，等叫嚷声平息下来之后，继续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
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
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今天总理发生什么意外，
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着，搀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身后，造反派仍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回身来，睁着愤怒的眼睛，严正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
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
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
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
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
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
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
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
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
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
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
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
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
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
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
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
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
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
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
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
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　　　　　　   ※　　　　　　　　 ※

　　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
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
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
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
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
《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
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
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
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
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
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这一变化使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混乱。

　　揪“五·一六”风靡全国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也不得不变。
　　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
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
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
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
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
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
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
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
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
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
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
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
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
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
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
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
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
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
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
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
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
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
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
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
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
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
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目击者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
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
杭州疗养去了。

　　　　　　　　  ※　　　　　　   ※　　　　　　　　 ※

　　王、关、戚的倒台，是局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
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和“5·16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8月中旬，“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的7
6个红卫兵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
织‘首都五·一六黑帮兵团’大会”，批斗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的头目
和骨干成员张建旗等人。
　　在此前后，《解放军报》社的一些人，将有操纵“五·一六兵团”罪名的总编辑揪
出来示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五·一六兵团”有密切组织联系的“6·16兵团”也
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
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
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
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
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
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
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
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　　　　　　   ※　　　　　　　　 ※

　　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
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
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
“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
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五·一六兵团”为
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
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
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
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
“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
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
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
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　　　　　　   ※　　　　　　　　 ※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
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
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
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
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
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
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
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
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
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
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
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
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
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
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
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
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
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
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
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
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
悲哀的结局。

  ６－２、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
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
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
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
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
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
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
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
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
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
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
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
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
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
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
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
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
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
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
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
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
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
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
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
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
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
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
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
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
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
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
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
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
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
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
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
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
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
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
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
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
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
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
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
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
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　　　　　　   ※　　　　　　　　 ※

　　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
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
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
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
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
“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
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
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
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
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
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
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
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
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　　　　　　   ※　　　　　　　　 ※

　　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束文
化大革命。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会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他们面
对的是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希特勒。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决不后退。红卫兵呼
叫着呐喊着，一个个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流出满地鲜血……。
　　这时候，离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祭。
　　在清华园里，形势正一天天趋向严峻。
　　到了1968年春天，两派红卫兵终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开战之初，还比较文明，
仅用拳头和脚，不久就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大刀，肉搏战升级为攻坚战。
　　4月23日，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红卫兵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月29日之后，武斗升级到动枪动炮了。在学校实验工厂里，双方都在加紧研制各种
手枪、手榴弹、燃烧弹……。当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
琥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次日凌晨三点钟攻打“四·一四”派控制的东区浴室大
楼。
　　5月30日凌晨三点，蒯大富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全校断电。信号发出后，
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迅速搭起云梯，意欲冲上楼顶，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因守在浴室楼
内的“四·一四”派十多名红卫兵个个勇敢善战，砖头、石块如大雨泼出，攻坚的井冈
山兵团只好撤下来。
　　于是改为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火攻。
　　攻势猛烈，固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眼看顶不住了，急救援兵。不久，从
中央主楼及“四·一四”派其他据点里，援兵们手持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而来。
　　井冈山兵团急调自制的坦克助战。由于退却不及时，“四·一四”派的一名红卫兵
当场被辗死。
　　愤怒的“四·一四”派奋力反击，将井冈山兵团一名红卫兵用长矛活活刺死。
　　这一下又轮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愤怒了。他们加强攻势，火攻加上烟熏，各浴室
楼发起新一轮冲锋。“四·一四”派渐渐不支，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四·一四”派
进入科学馆的红卫兵整整100人。首先，构筑工事，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
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已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
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
起了枪支，日夜观察敌情有什么变化。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四·一四”派100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
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四·一四”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兵团严密的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
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四·一四”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
装，抓住一切机会接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
再送进去了。
　　科学馆内，大米、蔬菜早已吃光，靠仅有的一点面粉，红卫兵度日如年。为了节约，
他们改一日三餐为两餐，馒头就着盐水，勉强咽下。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困兽犹斗”
一词的滋味了。
　　进入7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声称“有出进者，可以开
枪，死了人总部负责”。设在科学馆四周的高音喇叭不断展开心理攻势，各种耸人听闻
的口号和消息，如蝗虫般漫天飞舞。
　　从5月底被围困以来已有两个月了，“四·一四”派红卫兵弹尽粮绝，处境危险。而
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炸掉整个科学馆大楼。
　　一股求生的欲望在“四·一四”派红卫兵中漫延。
　　当然，不能投降。打出白旗，不仅是耻辱，也会贻笑后人，成为历史舞台上让人嘲
笑的白脸人物。
　　他们的求生途径是挖地道。
　　近百名红卫兵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没几天便将科学馆与二教间的
地道挖通了。可他们暂时还不敢太高兴，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儿驻防着井冈山兵团的
红卫兵。若想逃命，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四·一四”派红卫兵继续掘进，穿过一教，往东，约20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
那里是“四·一四”派的势力范围，只有将地道挖到此处，他们求生才有希望。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又飞来横祸。
　　井冈山兵团得知对方在挖地道后，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要同“四·一四”派
红卫兵打一场现代地道战。
　　结果，井冈山兵团的地道将“四·一四”派的地道拦腰截断，他们在地道里塞满炸
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将“四·一四”派红卫兵逃生的希望炸了个粉碎。
　　“四·一四”派红卫兵被断了最后一条路，98名红卫兵围着两名战友的棺材，一个
个黯然神伤。

　　　　　　　　  ※　　　　　　   ※　　　　　　　　 ※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
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1500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
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工宣队的到来，使清华园中的红卫兵两派暂时停止了厮杀，调转枪口，将主要矛头
对准了工宣队。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甚至连一直同中央文革保持热线联系的蒯大富，这次也没
任何人同他打声招呼。
　　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中央文革自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捕后，锐气大减，毛泽东
对中央文革的兴趣也没以前那么浓了。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此刻都在力保自身，
对毛泽东要派工宣队进驻，他们不敢反对，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说出半个不字。中央文
革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要收回小鬼的态度很坚决，红卫兵必须“复课闹革命”，是毛泽
东多次强调了的，对此，谁也不敢违抗。
　　但是，工宣队的进驻，同文革初期工作组的进驻，太相像了。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
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
　　工宣队则针锋相对：“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阻拦，
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派工宣队一说，蒯大富根本不相信。他从毛泽东的许多言论中体会到，毛
泽东是善于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说教。因此，
蒯大富迅速召集了几千名红卫兵，团团围住工宣队，要进行说理斗争。
　　工宣队人数上处于劣势，在红卫兵的包围下，他们只好紧紧将红宝书像护身符似的
护在胸前，大声呼喊一些温和的口号，企图让红卫兵理解。
　　但是仍然有工宣队员被红卫兵推搡和扭打。红卫兵聚集起来，将工宣队员揪到自己
这边，然后蜂涌而上，一阵雨点般的拳头，伴之于潮水般的辱骂，工宣队员被打得晕头
转向。
　　打过之后仍没有完，工宣队员被拖回到红卫兵营垒里，扣作人质。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场。我向你们发出最
后通牒，如果工宣队不撤出清华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工宣队的几位负责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悻悻地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讨教对
策。
　　得到的答复是：暂时撤回。
　　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第一次交锋，大获全胜。他们欢呼雀跃——为自己的胜利，也为
红卫兵的前途。
　　好景不长。5个小时后，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士兵分七路向清华园挺进。清华大学红
卫兵所组建的条条封锁线，顷刻间化为乌有。
　　大军压境，红卫兵只好撤退。他们退守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座最牢固的堡垒里，
准备作最后的防守。
　　工宣队潮水般涌进了校园。
　　紧接着，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四·一四”派红卫兵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走两
派大联合之路。
　　科学馆内，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四·一四”派98名红卫兵拖着两具棺材，低着头
走出大楼。在工宣队的护送下，他们终于到了安全区域。
　　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却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负隅抵抗”。红卫兵不断
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一场暴风雨忽至，在倾盆大雨中，工宣队和解放军手挽着手，高声齐朗毛泽东语录，
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
　　井冈山兵团组织起长矛队，迎着暴风骤雨，冲向工宣队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连续
三次冲锋，都被人墙逼退回去了。
　　退回到营垒里，红卫兵继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大雨中，5名工宣队员倒下了。鲜血在雨水中飘动，像一朵朵梅花。
　　工宣队和解放军决定先拿下旧电机馆这个据点，以示最后的警告。
　　他们搬来一张张课桌，用头顶着，猫着腰，向旧电机馆进攻。乱石如雨点般打来，
落在桌面上，咚咚作响。工宣队和解放军没有退缩，依然向前进攻。
　　黄昏时分，电机馆终于拿下来了。困在另一个据点大礼堂里的红卫兵见势不妙，赶
紧武装突围。他们从大礼堂后门杀开一条血路，保护蒯大富等红卫兵核心人物撤退。
　　清华园的百日大战，总算草率地划了个句号。
　　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毛泽东一锤定音

　　蒯大富撤出清华园后，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途中，吉普车翻车，一位女红卫兵被压断双腿，成了终生残废。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到昌平县后，他住进一家招待所里，正同当地红卫兵头头交谈，忽然接到通知：毛
泽东要召见他。
　　几分惶恐，也有几分安慰。在最困难的时候，见一见最高红司令，倾诉一下心中积
蓄的委屈，是他此刻的愿望。
　　急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毛泽东端坐中央，发福的身体陷在一堆沙发里，
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毛泽东的两旁，依次坐着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
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和新上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王大滨、韩爱晶和谭厚兰已经先到了，他们坐在毛泽
东的对面，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开放着一个笔记本。
　　蒯大富走进小会议室时，感觉到气氛同以往有些不同。没有人说话，他进来时也没
人打声招呼，蒯大富还发现，甚至连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神情
严肃。
　　蒯大富将目光投向毛泽东。毛泽东仍在抽烟，他的身影，被深深掩埋在烟雾中。
“怎么现在才来？”毛泽东问，口气中显然有一丝不满。
　　江青接过话头，冷嘲热讽：“是不是忙着在看军事地图？我听人说，你们在抓派工
宣队的黑手？”
　　毛泽东说：“我就是那只黑手。”
　　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毛泽东继续说：“是我派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中央警卫部队的工人、士兵到清
华大学的，我还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制止那儿的武斗。”
　　毛泽东这么说，谁也不敢开口说话了。会议还没开始就沉闷下来，几名红卫兵领袖
低着头，用眼睛余光瞅着四周，考虑着怎样来应付毛泽东的这次召见。
　　康生咳嗽几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随便说说吧，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北大聂元梓首先发了言。在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一套颂词后，她的话渐渐转入
正题：“北大的情况也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北大已无藏
身之地。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
甚至在北大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营垒里，他们也妄想占一席之地。他们纠集一小部分人
和一些受蒙蔽的红卫兵，向无产阶级反扑。对此，我们的立场是，除了坚决打垮这些资
产阶级代理人的进攻外，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将他们批倒批臭……。”
　　聂元梓的这些套话，在毛泽东听来，大而不当，有点不着边际。今晚的会议主题是：
红卫兵如何对待工宣队问题。对红卫兵向工宣队搞武斗，毛泽东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讲一点具体的嘛。”
　　聂元梓停顿一下，面显难色。她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接着说道：“实际上的情况
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卫兵处境艰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物和势力，向红卫
兵发来明枪暗箭，制造种种阻力。现在，《新北大》发刊也困难了。有一些红卫兵还遭
到了残酷的镇压，据说，部队也参与了镇压……。”
　　有人插话说：“前几天，北大一次武斗打伤了许多人，地下室也关了不少，大约有
300人。”
　　聂元梓望了望，说话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女秘书，她似乎在哪儿见过。
　　聂元梓的话结束后，蒯大富从座位上站起来，接着发言。他比聂元梓来得直率，开
口便说道：“是的，清华大学的形势确实不让人满意。”
　　蒯大富再次将目光投向毛泽东，试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我们井冈山兵团5000多名红卫兵，自今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其原因就在于上级
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我们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
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声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蒯大富发言之后，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滨、北师大谭厚兰也相
继站起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在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发言期间，毛泽东一直静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似乎在观察，
又似乎在思考。
　　接下来，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先后发言。在发言中，他们都高度
评价了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最后端出了这天召见的目的：校园内的
武斗一定要尽快制止，要搞好复课闹革命。
　　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现在同学们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
枪支和其他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几位红卫兵领袖一致认为周恩来的讲话“行不通”。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说：
“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
　　他停了一下，条理清晰地接着往下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
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
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
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
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
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
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
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
　　蒯大富的讲话，受到了几位红卫兵领袖内心里的肯定。
　　韩爱晶插话说：“广西韦司令，一次就下令关押了500多名红卫兵。”
　　聂元梓说：“有时正是这样，我们才不得不自卫。”
　　江青笑了笑，说道：“按诸位的意思，是让我们同意你们继续与解放军干下去？可
是你们行吗？别自不量力了吧。”江青看了看蒯大富，指指坐在身边的林彪说：“蒯司
令，你能跟他干吗？他身边有四个军，你如果斗得过他，我们倒想看看。”
　　林彪在一旁微微笑着，不表示态度。
　　毛泽东把话接过来：“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
杀。”
　　有人在小声嘀咕，话中似藏着轻微的不满。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沉默之中，毛泽东扔掉烟蒂，从座位上站起来，打着手势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
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就
不要怪没事先打招呼。”
　　说着说着，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手微微有些发抖：“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
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
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语音哽塞，工作人员忙走上去，给他换了杯热开水。
毛泽东没去碰那只茶杯，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
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　　　　　　   ※　　　　　　　　 ※

　　1968年7月28日，红卫兵的祭日。
　　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后，先走出房间，
乘车回中南海了。
　　灯光下，几个红卫兵领袖默默无语。
　　结局太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残酷的事实是：他们作为红卫
兵的领袖，马上也将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谢幕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历史常常开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蒯大富的眼眶红润，一颗颗泪珠从眼窝里滚落出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他反复说着这么几个字。
　　坐在同一条沙发上的聂元梓和谭厚兰听着蒯大富这些话，更加伤感，心一酸，俩人
紧紧抱在一起，轻声抽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把沙发也浸湿了一片。
　　林彪走过来，给了红卫兵最后一点安慰：“别哭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命
还是要革的。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
命的先锋。”
　　林彪的话，换来的是一片更响亮的抽泣声。
　　召见已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时间不早了，已是深夜。临出门时，周恩来关切地问几
位红卫兵领袖：“夜深了，是不是就在这里休息？”
　　五个人都摇头谢绝。他们第一次怀着悲凉的心情，离开了夜幕中的人民大会堂。
　　外面的暴雨已经住了。但仍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偶尔，一阵夜风吹来，街旁的树
木刷刷作响，把那些豆大的雨点摇落下来。几片树叶夹杂在雨点中，随风飘零……。触
景生情，几位红卫兵领袖觉得他们的命运就像这雨中的树叶，孤立无援地在雨水中漂流……。

　　　　　　　　  ※　　　　　　   ※　　　　　　　　 ※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之后，红卫兵运动便偃旗息鼓了。据说，那天晚上，毛泽东还流
了眼泪。但是感情替代不了大局的需要，他还是把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召见之后，谢富治与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五人共同整理了这
次召见谈话的要点，写出了回校后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
《要点》中写道：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
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
工人、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
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
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
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
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
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
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
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就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
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
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很有分量的。即使在经过“整理”之后，也还是能看出锋芒毕
露。
　　自此以后，红卫兵运动已成强弩之末。在全国各地，虽然还有零散的红卫兵组织继
续活动，但作为一个整体，红卫兵渐渐消亡。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
队进学校的通知》，并将原来的单一工人组成改为工人和解放军共同组成。
　　8月26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
校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
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随后，全国大、中、小学纷纷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军事院校
也进驻了工人和军管人员。
　　红卫兵运动的浪潮从此渐渐平息下来。

  尾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
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运动的序幕。
　　迷茫、惶惑中的红卫兵，将其巨大的革命热情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四中的部分学生就打起背
包，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1969年1月开始，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
上山下乡之路。
　　据最早上山下乡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一名叫曲折的北京知青回忆，北京市革命
委员会曾召集有关安置北京学生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会议期间，北京革委会一
名负责人起身抱拳，作揖求请：“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
才东北的同志表了态，他们再多接收400人，看看哪个省还能多安排些人？求求在座的各
位了……”曲折当时感到有一种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和“处理品”的悲哀。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但在当时，大部分学生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乘着火车，乘着汽车，他们奔赴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只有临别前汽笛的一声长鸣，才使他们意识到了将与亲人分别，将与自己诞生和成
长的城市分别，泪水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
　　在广阔天地里，他们再一次哭了。
　　夜，已经很深，凉风徐徐，吹送着异域的乡音。他们三三两两来到河滩上，来到草
坪上，来到山丘上，弹着吉它，吹着口琴，唱起了那支最心爱的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唱着唱着，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哭声渐渐漫延，一会儿，哭声连成了一片……。
　　——是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
　　——是追忆昔日的战斗岁月？
　　红卫兵，已经为昨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这代价还会延续到下一代人……。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本书参考了以下书目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
　　文聿：《中国“左”祸》
　　晓地：《“文革”之谜》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刘兴华、华章：《“文革”酷刑实录》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６册）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
　　金石开：《文革死亡档案》
　　芭荼：《苍凉的回眸》
　　汉子：《中南海人物沉浮内幕》
　　[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
　　[美]Ｒ·特里尔：《毛泽东传》
　　[英]克莱尔·霖林沃丝《毛泽东及其反对者》
　　稣耶：《十年档案》
　　罗世荣、刘世永：《红卫兵祭》
　　秦晓鹰、马利：《老红卫兵：风云梦呓录》
　　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
　　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
　　郭坦主编：《三代人对话录》
　　地久、致武：《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
　　林青山：《康生鼎盛时期的颤栗》
　　胡平：《血祭红土地》
　　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１－３卷）
　　燕帆：《大串连》
　　蓝石、白光、苏学文：《天安门不相信眼泪》

［全书完］

月光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