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发动到1976年结束，长达十年
之久。其间不止一次地宣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也确实在一
定的阶段，部分地达到了某些既定的战术目的，打倒了所要打倒的政敌；然而，历
史最后宣告它以总体的失败告终。
那末，
先它九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是不是取得了如当时所说的
“伟大胜利”呢？
在1957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五十三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五十三
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的右派，作为反右派斗
争的对象；经过批判、斗争、处分，已经赶出了历史舞台，分别到各种基层单位接
受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控制使用；他们受到政治上的孤立，在知识分子中间更不
用说在工人农民面前，是“反面教员”，谈不到什么政治影响了。右派以外的广大
知识分子，也都按照运动部署，向党“交心”，表白从此对党全心全意，不是半心
半意，更不是“两条心”。在这个意义上，反右派斗争是胜利了。毛泽东当时就是
这样估计的：“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
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他说，
“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
了资产阶级以后，毛泽东认为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一贯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资本
家们（甚至扩大到若干小业主）尽管未必情愿，但还是在锣鼓声中交出自己的资产，
接受赎买政策，迎接了“公方代表”。他们一般表现得听话，守规矩。在国内，被
认为还有资本同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就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自恃有
知识，而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政治影响是不能像浮财和生产资料那样没收的。
这样，知识界便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
反右派斗争，就是整个共产党组织并主要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力量，起来革
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当然，矛头首先针对右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但
被叫作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之同样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
无庸置疑的。把中间派同右派加以某些区别，只是为了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所采
用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和策略。
决策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是怎样估计的呢？
周恩来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
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
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以
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
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九。”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
畴，不是敌我问题，其中的落后分子也还不等于反革命。
毛泽东在1957年春则抛弃了进步、
中间、落后的概念，采用左中右的划分。3
月中旬，他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种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实
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
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到5月中
旬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敌情的估计也向严重方面变化：“有社会上的
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
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后来划定五十三万右派分子，占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大约就是从这里
来的。
毛泽东在是否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两条以外，又提出一个对待马克思主
义态度的标准。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
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
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这就是说，
在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左派中间，除了百分之十几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
还有百分之几的左派也许并不那么熟悉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不要紧，毛泽东在40年
代曾指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要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
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
提高了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中共八大（1956）时党员总数是七大（1945）时的九
倍，按比例增长，有一千个到两千个真正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就已经够用。
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几算作是胜利。
而如上所述，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
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我的湖南籍朋友，在划为右派分子后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仍然坚持鲁迅研究，
卓然有成，进而染指现代史研究的朱正，毅然担当了这项工程。他不以曾沦为失败
者而自馁，由春及秋、日夜相继。孜孜矻矻，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
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
目出现。这是其正史家的风格，学者的态度。
著者瞩为序，我借此机缘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不成熟的看法，附随宏篇，一起
请各方面读者教正。
1993年12月26日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要从1956年讲起。
谈到1956年，毛泽东说：
“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
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1]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9页。
赫鲁晓夫闹风潮，
是指1956年2月他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
镇压。二十大路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苏联国内外矛盾发展到那时的公开表露。
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个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
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线有着明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倾向。
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划时代的事件，其影响巨大而且深远。35年之后苏共
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都应该溯源到这一事件。
说起斯大林，其实毛泽东对他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斯
大林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对待他本人的态度。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过不只一
次。例如，他说：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
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2]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对于苏联的国内政策，毛泽东也有看法。例如，他说：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
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3]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斯大林在世，有看法也不敢讲。斯大林死后不多久，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苏联模
式的得失了。据薄一波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
为鉴’的问题。”他回忆说，“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
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
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我
党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也陆续发现苏
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4]
。作为一个有经验有眼力的大国领袖，毛泽
东并不需要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就已经在思考苏联的教训了。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版，第472页。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
2月14日是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也正是在这一天
开始，毛泽东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34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苏
联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这两个会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在
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
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
的思想更加明确了。”[5]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版，第472页。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他说：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
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这篇《论十大关系》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当时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
明态度的，是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一文。这篇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文章，经过毛泽东详细修改补充。文章表示
了对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支持：
“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
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
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
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
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文字，既批评了斯大林，也在能够为之辩解的地方为
他作了辩解。他说：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
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
在他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欣赏个人祟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
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
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
地方和错误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
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
带有时代的特点。”
这篇文章还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了起来。认为：
“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有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
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
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
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国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仅仅说到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教条主义习气，
其实是远远不只这些。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中说：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
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
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
利。”
“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
模范。”
毛泽东后来对人说过，这篇讲话是他的违心之作。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就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许多问题，
从内外政策、机构设置、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事项，直接向斯大林讨教。几年间，确
实是把苏联作为模范。诸如：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计划经济，五年计划，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一步一
步把苏联模式移植了过来。
在指导理论方面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可以举一个例。1928年斯大林在
《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说：
“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
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
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7]。
[7]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中文版，第149～150页。
1937年他又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
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
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8]
[8]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这是斯大林有名的公式，正是这个公式导致了苏联肃反的严重扩大化。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变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人民日
报》就此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三段文字。
他说：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
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
由此可见，反胡风斗争的指导思想，就是斯大林的这个公式。
中苏两国的异同，
毛泽东说：1956年4月提出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
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9]
。换句话
说，同的是原则，是大的方面；异的是方法，是小的方面：大同小异吧。或者说，
用有所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相同的原则。
[9]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从十月革命到二十大，苏共执政已经39年。或者换一个
计算方法，从1927年打垮了托洛茨基，到1953年去世，斯大林大权独揽26年。在这
39年或者26年的漫长岁月中，苏联在国内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不少弊病已很明显，以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得不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出改
弦更张的态度。而这时，中国共产党执政还不过七八年时间，还在向苏联模式转变
的过程之中，时间还不长，这种模式的弊病还不很显著。这时的包袱还不重，还有
较大的行动自由。毛泽东决心不再亦步亦趋，《论十大关系》就是他探索新路的第
一次重大的努力。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
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0]。
[10]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在考虑了苏联、东欧的不足和失误，考虑了中国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他
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
系，他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点是和苏联不同的。苏联不允许其
他政党存在，在二月革命中一同推翻沙皇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被取缔。毛泽东说：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
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
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1]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279页。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把这“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意思向党外的高
层人士说了一遍。
在谈到这些新方针的时候，
还应该提到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会议。长时期以来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1949年
执政以后，不再提“争取”，其余三项不变。不言自明，这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有待
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
告对知识分子重新作了估计。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
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
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
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周恩来的
报告还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
毛泽东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两次讲话，迄今未见发表。对于这一方针的官方阐述，最早
见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一文。这是他5月26日在
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共两千人的一篇讲话，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6月13日发表。陆定一说：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
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
也是不会繁荣的。”
“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
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
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
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
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
作领域中的表现。”
在回答“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这一问题的时候，陆定一谈到国
内政治状况、知识界状况的变化。首先是这样一条：
“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
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
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陆定一只说了这么多，只说了国内的原因，没有说国外的影响。他的副手周扬
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一次讲话中是说到国外的影响的。他说：
“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和苏共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
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
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12]
[12] 《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陆定一的这篇讲话还向不久前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中受到粗暴批评的俞平伯
表示了歉意。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
思想上的错误。”陆定一并且承认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
分激烈了一些。至了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看来，已
经无意于全盘肯定几年来给知识分子造成无端伤害的那些思想批判运动了。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
多知识分子好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空气，颇觉兴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
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
“去年1月，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
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
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
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案，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
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人党了，有的私
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
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
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
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
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
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
心的那一套。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
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
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
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弄清哪些是
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人工
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
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
这真显示出了七八年来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要是百家争鸣真达到了这
个目的，也就不枉毛泽东陆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
并不怎样乐观。就知识分子方面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
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后的事实
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就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来说，“等到
鸣了起来， 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
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
‘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
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
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实际情况比费孝通这篇文章估计的还要严重一点，
对这方针抗拒的人也并不少。
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基调，
依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讲话，说“对斯
大林要三七开”。谈到学习苏联，他说：“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
后经验。
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
[13]当初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口号的时候，却是并没有作这样的解释的。
当初似乎是说，凡苏联经验都是先进的，学苏联就是学先进经验。那时一些不这样
理解的人都是吃了苦头的。现在毛泽东作出这种解释，表明他对苏联经验有看法，
他决定探索一条同苏联有分别的发展道路。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8页。
中共八大公开发表的文件，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
中说：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
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
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4]
[1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也说，
“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
具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特别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
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刘少奇的报告还提到“双百方针”：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伎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
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
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
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
学和艺术的发展。”
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政治报告认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从而提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
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
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
和任何人的侵犯。”报告中还提到“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
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15]。
[1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第56页、第42页、第53页、第
49页、第53页、第47页。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
“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
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6]
[1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7页。
这些报告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影响。至少在这时中共还是基本上接
受了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的。提出并且力求贯彻一个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更加
开放的方针，就明显反映出这一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提出之后，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应很不一致。
一些人在新方针的鼓舞之下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研究；一些人欢迎新方针，
可是还有疑虑，一时不敢有什么动作；一些人对新方针是有抵触，甚至是抗拒的。
“双百方针”在文学方面引起的第一个反应，是22岁的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
新来的年轻人》以及围绕这篇小说的种种评论。
王蒙应该说是新方针呼唤出来的新人。多年之后他回顾往事，说：
“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
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
“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
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17]
[17] 《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第156页。
这篇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
发表，立刻
以它的尖锐性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一方面它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方面又受到严
厉的指摘。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
他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
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如果
真有，也只能写篇新闻报道来批评，却不宜写小说。大约他是以为这没有典型性吧。
李希凡的文章也是以这种典型环境论来批评王蒙：“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
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
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李希凡认为，这篇小说“把党
的一切组织、人员、工作，都写成了‘一片黑暗”，。也有人发表文章，表示不同
意这种批评，说这是“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代替了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
马寒冰不只是不满意王蒙的小说，对于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来文艺界的局面更
是忧心如焚。他和他们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以及两位同事陈亚丁和鲁勒四
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文，就反映了这种忧虑。这篇文章在有礼貌地称颂新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
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创造性”之后，笔锋一转，就大谈他们认为新方针所
带来的消极现象了。文章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
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
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
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
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
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在有些刊物
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灿烂的这个主要方向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
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篇文章明显表示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忧虑。
在1957年1月下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毛泽东让印发了这篇文章。他
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
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
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18]一些地方在传达毛泽东这
些讲话的时候，只转述了他说陈其通等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些话，却没有说他表
示了不赞成的态度。这样就似乎是毛泽东表扬了陈其通等人了。加上那时邓拓也感
到对新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后；
很长时间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也就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人民日报》是赞成
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种意见的，这样就增加了一些人对鸣放的疑虑。
[18] 黎之《回忆与思考》，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第117页。
在这一段时间里，也组织了民主党派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种讨
论的情况，正如傅雷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的，“捧场恭惟的远过于批评的”[19]，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例如章乃器在195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
一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后来他的一些文章虽然补充了
一些条件和限制，
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1957年5月31日他在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
导工作座谈会上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
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还说，
“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
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关于定息的性质，章乃器以为，“不应该把定息说
成剥削”（6月2日《人民日报》）。
[19] 《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7页。
毛泽东把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称做赫鲁晓夫闹风潮，同时他还提到哥穆尔卡
闹风潮，
说的是波兰政局的剧烈变化。6月，波兹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波兰党中
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批准使用武器，发生了流血悲剧，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被关过几
年的哥穆尔卡在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上接任第一书记。同时匈牙利也出了事，党中央
第一书记拉科西无法控制局势，被迫下台。10月，布达佩斯开始的骚乱蔓延到全国，
只是苏军出动了坦克车才镇压了下去。这两件事统称为波匈事件。
看到苏共二十大路线在东欧引起的这种强烈反应，看到国内知识界对波匈事件
的热烈反应，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
传染病。他不能不重新检讨苏共二十大路线了：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
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
两次大的辩论风潮。”[20]
[2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34页。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
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
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21]
[2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2页。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
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
本上丢掉了。”[22]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
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23]
[2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
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24]
[2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
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
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25]
[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
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26]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不满溢于言表，等于饶漱石。对赫鲁晓夫就更加不满了：
“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
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27]
[2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这样批评赫鲁晓夫并不过分，他确实“理由一点不讲”。他那个反斯大林的秘
密报告，虽然引发了强烈的持续的政治“地震”，可是对事件并未作出理论的分析，
没有讲“理由”。对此事作出理论分析的，只有毛泽东和铁托，只是他们两位的分
析颇不相同。
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泽东作出了意识形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
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28]
[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毛泽东远比拉科西辈高明的地方，是在作出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同时，还看到
了事情的另一方面，更本质，更合乎实际的方面：“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
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29]
[2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毛泽东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他看到了，在国内，“还有
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
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30]。不但敌对阶级，基本群众
也有可能出问题，他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
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31]这才是更可怕的。对于形势的可能发展，
他甚至作过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
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32]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1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325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
对于群众闹事，毛泽东不赞成采用拉科西那种加压的方法，而主张用一个排气
的阀门：“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33]“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
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
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34]“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
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
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35]
[3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都是在党内的会议上讲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中国共产
党对波匈事件郑重地公开表示态度，是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这篇也还是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由胡乔木执笔起草的（顺
便说一句：毛泽东死后，胡已将此文编入《胡乔木文集》）。比起前一篇《关于无
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对待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批评斯大林问题上，和前一篇相衔接，《再论》还是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
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
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
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但是全篇的主旨却不是要说这些，而是要竭力为斯大林辩解：“甚至在他犯错
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
关于斯大林的功罪，毛泽东审稿时加写有这样一段：“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
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
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
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这也就是他不止一次说过的三七开的意思。为什么必须这样分析呢？他已感觉
到，全盘肯定斯大林，全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有所更张。现在他
又从波兰匈牙利的实例看到，否定斯大林，发展下去，势必鼓励人们起来反对斯大
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对斯大林的三七开，就是对二十大的三七开，有三成是可
以接受的，七成是不能接受的。这三七开，也是容许批评的界限，批评在三之内，
是建设性的，到三之外，就是破坏性的批评了。简单地说，斯大林遗产中的那些最
刺眼，最恶心，最令人厌恶的部分是要消除的，消除这一切的目的，正是要把这体
制更好地保存下来，他不认为这些弊端是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所以《再论》不但为斯大林辩护，还要为产生了斯大林的制度辩护。这个辩护
是针对铁托的。
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演说，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制度的产
物”，他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
的制度问题。”《再论》不同意这一个意见，断言“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
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
呢？《再论》并没有费心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一没有讲明道理的宣告是重要的，
它表明不能容忍涉及制度本身的批评。
不能涉及制度，当时也并不只是《再论》这样说。就说最初提出斯大林问题的
赫鲁晓夫，也是把事情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赫鲁
晓夫愿意做的，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做一个比斯大林仁慈一些的斯大林。这也难怪，
他也是在斯大林制度那所学校训练出来的政治家。
《再论》一文是这样总结匈牙利事件的：
“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
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间能
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
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一样，《再论》实际上也是指出了事情的两个方面。只是
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这样的表述方式，比起“压到一
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这些话，要含蓄得多。
4月间的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说的是“必须展开反对教条
主义的斗争”，12月的《再论》说的是“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
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侧重点是明显转移了。甚至可以认为，这篇文章预告了几
年之后的反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文章概括列举了五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
基本经验”，到1963年中苏论战的时候，就扩展为25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
路线的建议”了。这实际上预示了几年之后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只是当时未必有
人想得这么远。
4月间的那一篇，
多少有一点被动地表明态度的性质，表示对二十大路线的支
持。12月的《再论》却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二十大路线表示了更多的
保留。不要单纯以为这是从4月的立场上后退了一步，这里反映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也不要以为《再论》就是表示最后抛弃了苏共二十大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倾向，这一
试验还要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
为了避免匈牙利那种事态，这篇文章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
内部的矛盾……”
这是毛泽东新近产生的一种想法。12月4日他在复黄炎培的信中说：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
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
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
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
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
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
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
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
法。”[36]
[36]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515页。
在不久之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个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
想作了详细的阐发，它成了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主题。
1957年中国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看作是“鸣放”运动
的开始。大半年过去了，党外知识界反应并不热烈。他们的观望态度其实是六七年
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经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
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不久以前又狂飙骤
起，经历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中的好些人本人，至
少亲友，成了这个运动或者那个运动的对象，多少有点像《水浒传》上描写的吃过
杀威棒的军犯一样，他们还能够对求言诏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来呢？现在号召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是扩大民主权利，可是响应者寥寥，这就反映了“党和非党群众特
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1]
《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
章，也更使一些人觉得还是沉默的好。
[1] 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语。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要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
年2月27日他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
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
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四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
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
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
接着，毛泽东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
艺界、 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发表讲话。
现在人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看到的这两篇讲话，并不是原始的记录稿，
而是经过多次修改的。怎样才能知道毛泽东原来说的意思呢？“文化大革命”初期，
各地不少红卫兵组织，出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心情，以《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文献》一类的书名，搜集和编印了多种毛泽东文录，有一些其中就收有这
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一时曾经在颇为广泛的范围内流传。除了搜求和阅读这些
印本之外，
还有一个简捷的途径可以了解当时毛的意见，那就是去看1957年4月间
《人民日报》的一组社论：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0日）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3日）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17日）
《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22日）
《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23日）
《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日）
这一组社论，显然是为了向公众广为宣传新方针推动鸣放而发表的，它们都是
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为立论的依据，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
录稿摘抄下来。如果我们将这些社论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载的这两篇对照阅
读，
即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下面对照的材料，引自4月社论的仅
注明日期，发表本则注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页码。
4月社论：
“在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
官僚主义作风。”“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
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
（13日）
发表本：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
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
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
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
致的基础上的矛盾。”（365页）
4月社论：
“要用讲道理的办法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
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帮助小资产阶级分
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
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
而对于被压服被禁止的东西说来，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
不止。”（10日）
发表本：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
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
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
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
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368页）
4月社论：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
这一进行党内斗争的公式，这就是说，为了解决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应该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
整风运动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内，
而且可以用于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17日）
发表本：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
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
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
方法。”（369页）
4月社论：
“在这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愿
望，批评和斗争就难于达到新的团结。”（13日）
发表本：
“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
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369页）
4月社论：
“对于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在很多地方显然是削弱了。
我们有不少的领导者，沾染了一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旧习气，
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代替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命令主义
倾向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13日）
发表本：
“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
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371页）
4月社论：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长期
的任务。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特别地加以强调呢？这是因为，我国现在
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本来就会
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加上绝大多数人
口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更使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带有特别
重要的性质。”（23日）
发表本：
“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
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
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
我斗争很尖锐，
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
（371页）
4月社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
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上，仍然会产生
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13日）
发表本：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73页）
4月社论：
“我国现在虽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资产
阶级还存在着；虽然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五亿以上的原来的小
资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一个长期间存在。
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现在在
思想上离工人阶级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国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是必然的，完全不
足为奇的。”（10日）
发表本：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
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农
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374页）
“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390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
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
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392页）
4月社论：
“在我们国家里，思想改造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国家正
处在一个空前未有的伟大变革的时代，新事物天天在成长着，旧事物天天
在衰亡着；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出现。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一个
真诚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又不甘落后的人，包括工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在内，
都要时时进行自我改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作风，适合于社会发展
的要求。现在还拿着定息、思想作风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很大距离的
工商业者，为什么就不要进行改造了呢？”（22日）
发表本：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
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
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
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
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382～383页）
4月社论：
“现在，有某些工商业者不承认有两面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资本家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在企业里担负一定职务，从这一点上
说，他们已经是企业的公职人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对生
产资料的所有权还没有最后被废除，资本家还拿定息（仍是一种剥削），
所以在他们和工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关系。”（22日）
发表本：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
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
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
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
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
离。”（383页）
4月社论：
“工商业者必须明确认识：以企业为基地、通过工作的实践，是改造
自己的主要方法。”（22日）
发表本：
“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
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383页）
4月社论：
“一切真理从来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
思主义也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
有这种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0
日）
发表本：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
展起来的。”（390页）
4月社论：
“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因为历史表明，即使是在
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没有阻
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10日）
发表本：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
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
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
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
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
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
自己的阵地。”（391页）
4月社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10日）
发表本：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
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391页）
4月社论：
“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
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只剥夺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
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10日）
发表本：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
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
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
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391页）
4月社论：
“我们的党从来就重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并且在很长期间认真地保
持了和发展了同这些党派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都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
所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整
个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面，我们党提出
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26日）
发表本：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
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
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
就明确地提出来了。”（394页）
4月社论：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党内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需要来自广大劳动
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同时，我们也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他们有一定
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批评。”（26日）
发表本：
“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
我们更为有益。”（394～395页）
“四月社论”不只是大量透露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还透露
了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例如：
4月社论：
“我们的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
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现在的大变动要比过去的大变动深刻得多。
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样深刻的社会大变动
当然要深刻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23日）
发表本：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
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
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
存在决定意识。
”
（403页）
4月社论：
“我们国家这个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是一场伟大的、用和平的方法推
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
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任何新出现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新的
社会制度也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例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大约需
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巩固；不能设想合作社一建立起来就巩固了。那是不可
能的。”（23日）
发表本：
“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
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
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
时间。
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
那是不可能的。”
（403～404页）
4月社论：
“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
（10日）
发表本：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
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
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
的知识分子。”（409页）
4月社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
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10日）
发表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414页）
将《人民日报》
1957年4月间发表的几篇社论同毛泽东两篇讲话正式公布的文
本对照，就会发现有些段落甚至字句都基本相同，字句不尽相同的却也表达了相同
的意思。应该说是可以看出两者的渊源关系了。可以认为，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
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因此，从这些社论
中，也就多少可以推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正式公布之前作了些怎样的修改了。
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发表本”同“四月社论”的所有差异都是毛泽东对讲话
记录稿的修改。至少，为了适应社论这种文体的要求而作的技术处理就有多处。但
是，如果明白这讲话正式发表前所以要修改整理的目的，就是要将动员人们解除顾
虑积极投入鸣放的文件，改为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文件，就不难看出一些修改
的痕迹。例如，“四月社论”中原来有一些鼓励鸣放、肯定鸣放的意思，在“发表
本”中没有了。可以设想这是整理记录稿时删去的。
例如，10日的社论批评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的文章《我们对
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
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社论还就此提出：“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
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
义态度。”大家知道，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都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可是在
这两篇讲话的“发表本”中，批评四人文章一事没有任何痕迹了，并且在涉及教条
主义的时候采取了这样的提法：“我们在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
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
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
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就在这同一篇社论中，原来还有这样一段话：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为
前提的；没有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
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强力去‘消灭’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而且允许和要求在人民中间进行不同思想的讨论，以便让人
民通过这种讨论自觉地达到正确的结论。”
作者在这里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论战中必胜的信心。
在
“发表本”中，这一些话不见了，看见的是：
“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
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
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
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两种态度的差别应该说是很明显的。或者有人会说：这两段话的意思差不多，
“让他们表现”就是“承认其存在”，“压制的办法”就是“依靠强力去‘消灭’”，
“辩论”同“讨论”也差不多……对于这种强辩只须反问一句：如果两种说法真是
那么相同，为什么后来不保留“四月社论”那样的说法呢？
23日社论中有“由于党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党和非党群众特别
是非党的知识界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这样的提法，在“发表本”中当然不会出现
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明朗，所有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
都是衷心拥护党的，这中间并无任何紧张关系。如果有谁同党的关系紧张，那他就
不能再算是非党群众和非党的知识界人土，都已经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退一
万步说，即使真有那么一个半个落后群众同党的关系有些紧张，那原因也决不是党
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是因为居心叵测的右派分子从中挑拨，这个挑拨者
也必定可以找得出来。这是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无数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26日的社论中有这样一段：
“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会议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地方组织对各
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够尊重，有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
作共事，以致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也都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
这些批评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中肯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
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重要方法。”
在“发表本”
中，就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民主党派会议上的这些言论，在4
月26日发表社论的时候，
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可是经过了5月事情正在起变化，
到6月19日发表讲话的正式文本之时，这些谈论就是大错特错的了。
同一篇社论中还说了，“为了真正作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更要充
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凡是各民主党派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各民
主党派独立的自由的去处理，我们党不应该加以任何干涉”。大约只有最权威的人
物才有资格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在“发表本”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
此外，《文汇报》的徐铸成的回忆文章里也转述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上说的一些意见。
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谈，他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
表示了赞赏，握着徐铸成的手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
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
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
徐铸成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
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
徐铸成关心的是，请示的是，怎样才能宣传好“双百方针”，怎样宣传才合毛
泽东的心意。可见他是既不愿意犯教条主义错误，也不愿意犯修正主义错误，即资
产阶级方向错误的。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徐的提问，只是笑着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
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
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宣传的尺度得自己掌握，不言而喻，宣传的责任也得自己承担了。
据徐铸成说，毛泽东还谈到了宣传的片面性问题。他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
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
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较少[2]。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上海滩上的小文人姚文元已经在毛泽东的眷顾之中了。
[2] 以上据徐铸成《“阳谋”——1957》，见《新华文摘》1989年第2期第146
页。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
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
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
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
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
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3]
[3]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191页。
座谈中已经接触到了划分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这一点。毛泽东说，关于百家争
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
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
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
难办。[4]
[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页。
这里，他分了一下层次。学术性的问题，魏晋清谈似的，争来争去也不打紧。
工作中具体政策上的争论，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至于政治性的问题，这里他没有说，
以后是说了的，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说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
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
什么问题都要鸣放。[5]这就是说，让鸣放涉及政治领域的，是右派。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5页。
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由这一点又谈到外行
领导的问题。他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
导内行，搞的行政领导，政治领导。他以为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他说，这种行政
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6]
他无意于为外
行领导辩护，以便长期保存这种状况。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却成了一条分界线，
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
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7]
这就是说，批评外行领导的，是右
派。
[6]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2～193页。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2页。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甚至说他想辞掉主席这个职务去给报纸写文章，辟专栏，
当专栏作家的奇想。这当然是他能够作出的对于新闻工作的最高的评价。座谈会上
的老报人听了，那种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
的论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
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8]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这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颇为新颖的论点，并不是毛泽东一时兴之所
至随口说出的妙语，而是他的一种很执著的观念。宣传会议结束之后，他到一些城
市巡行，在天津、济南等地的党员干部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这篇讲话在1964
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删去了不少内容，这一个论点却没有删去，可见他到后来依然
持这种看法。
把学术上的各家各派依其世界观归口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中去，是什么
意思呢？用他后来修改这两篇讲话时加写的字句来表达，这两家争鸣也就是“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9]
这种“争鸣”的结局是预
先就确定了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克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吃掉一
个，结果就只能是一家独鸣了。这也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也只是平
等的一家。这同原来对于百家争鸣的解释，例如他自己说的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
争论，[10]或者陆定一说的，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
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是很复杂的，是有反复、有矛盾的。而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结“百家争鸣”
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
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这种两家争鸣的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没有显示出它的全部威力。人们很容
易联想到1966年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它批判“在真理面
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
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难道不正是“两家争鸣”思想更带理论色彩的表述吗？有
“两家争鸣”思想，就会有反右派斗争，也就会有“文化大革命”，这相关连的脉
络是够分明的了。
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他的听众如醉如痴。傅雷应邀从上海来参
加全国宣传会议。会后他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在这封完全不准备发表的
家书中，他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
而且没有教训口气，
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
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
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按：指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
记柯庆施）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
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
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
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
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
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
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
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
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
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11]
[11] 《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傅雷并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他在这方面的赞扬并不足为荣，但他的景仰
之情却是十分真诚的。几个月之前，波兰政局剧变，这时还在动荡之中。傅聪在这
样一个环境中留学，情绪也颇受影响。傅雷在信中对他说：
“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
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
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
足为怪的。”[12]
[12] 《傅雷家书）增补本，第160页。
傅雷不是一个轻易佩服别人的人。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些讲话
是如何深深赢得了孤傲的知识分子的心。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
明确表示他不
赞成，同时还对《人民日报》发表该文之后长时间不表示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邓拓听了颇觉紧张，于是急急忙忙从来稿中找出陈辽的一篇批评文章登在3月1日的
报纸上。陈辽并没有从对于新方针是拥护还是抵制这样的高度来立论，还“认为其
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他认为，这篇文章的毛
病，“是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
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
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陈辽认为：“我们目前文艺工作的主
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陈辽以他自己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
逐条反驳陈其通等人的估计。这基本上是一篇就事论事被动应战的文章，与毛泽东
的批评所提到的高度差距很大。只是《人民日报》一时间拿不出更加符合要求的批
评稿件。匆忙间只好先发表这一篇再说。
接着，
《人民日报》又约请茅盾写来了批评文章（3月18日见报）。茅盾已经
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因此他能够站在新方针的高度来批评陈其通他们了。茅盾说：
“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
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
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
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
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
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显然，茅盾是把他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听来的一些意思写到文章里了。
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之后，
4月4日的《人民日报》集中
发表了批评陈其通等的一组读者来信。接着，周扬在答《文汇报》记者问中也批评
了他们（4月9日《文汇报》，
11日《人民日报》转载），周扬说：
“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
‘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
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
出来还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
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那末，必然达到的逻
辑的结论，就是只有将这个方针收起来。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
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
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
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13]
[13] 《周扬文集》，第2卷，第489页。
周扬虽然指出这篇文章起了障碍“放”和“鸣”的作用，还是笔下留情：教条
主义吗？只不过带着这种眼光，宗派主义吗？更谈不上主义，不过一点宗派情绪。
周扬的答记者问，
也批评了钟惦棐，
却不说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而是说他
“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
在这几个月里，毛泽东多次把陈其通等人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把钟惦棐作为
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时拿出来批评，可是他只是催促《人民日报》批评陈其通等
人，并不催促批评钟惦棐。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意图还是排除障碍动员鸣放，
再说，他也明白，对于右的观点从来就不会缺少批评的积极分子，并不必他去催促。
马寒冰不久之后服毒自杀，未免令人叹息。忍死须臾，情况就会有所改变。不
要多久百家争鸣就会转为反右派斗争，作为另一种倾向的代表多次跟他们一同受到
批评的钟惦棐，将成为最早一批的右派分子，而陈其通陈亚丁却可以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文章。
关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人民日报》于3月12日刊出林默
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文章明显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意见。林默涵的文
章表示，不能同意对这篇小说的“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他指出：“说北京不会
产生这种人物，不但不符合事实，也表现有些人对于艺术上的‘典型环境’这个概
念是没有弄清楚的。
”
林默涵对小说及其作者作出了在他看来是很高了的评价：
“小说的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是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的，因此，他能够在
别人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可宝贵的，不但是作者的这种
能够捉住生活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物的能力，还有他的敢于向缺点进攻的勇气。”
“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发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在描绘各种样子的官僚主义者和政
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小说的问题，林默涵认为，
是主人公林震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以及作者“抱着
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把那些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加以爱抚和赞扬”，“作者痛恨生活
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这些
意见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贯论断也是相符的。
和宣传会议同时，3月5日至20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
会议，主题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党派负
责人都发言拥护新方针。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显然赞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高度来评价人民内部
矛盾的思想，
他在大会发言中还为此说补充了文献上的根据。
他在引用了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中的话，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之后，接着说，“我国的党和毛主席
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
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
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发言，在谈“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大抵是复述毛泽东讲话中的一些意见，没有发表什么他自
己的不同见解。在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时候，态度也很合作，他说：“我
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长
存。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
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是很危
险的。”对于几年来的肃反工作，章伯钧表示了赞扬，以为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
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他认为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都
应该参加肃反运动。
民盟中央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的发言，题目是《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他认为：“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
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
不敢鸣。”他以为，这是因为“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思想学术的
‘放‘者‘鸣’者，不借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卫
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逡巡不进，瞻前顾后，栗栗危惧。”罗隆
基提出了一个“‘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这样的提法。意思大约是在一些
干部眼中，知识分子是“落后”，在知识分子眼中，一些干部是“外行”吧。他还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
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他没有忘记声明：“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
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
不是的。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
之‘下’之是有矛盾的。”
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的问
题。他说“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
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
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
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
罗隆基说的这些落后与外行的隔膜，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等等，在不久之
后的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最触忌讳的右派言论。
政协会闭幕之后不几天，《光明日报》编辑部改组。4月1日，储安平就任总编
辑，取代原任总编辑的共产党员常芝青。
为了把这张报纸还给民主党派，增加党外人士发言之地，这一改组早在1956年
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曾经有过请徐铸成主持该报的考虑。
徐不肯脱离班底只身到一个陌生的场地上去，敬谢不敏。现在鸣放正在推向高潮，
这事不好再拖，胡乔木登门敦请，请出了储安平。
新任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长章伯钧陪同到报社。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
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
人新的工作，发出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
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
毛泽东本人也要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上党的干部宣讲他的新方针。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一结束，
经过三天的准备，3月16日他就启程了。17日在天津，18日在济
南，
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4月初中共中央上
海局在杭州开会，他也到了杭州，听了到会各省市的汇报，同他们讲了话。
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起来，这几次的讲话因为
听众情况的不同，他讲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北京的那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党内外
人士一起听的，而且党内的也多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向他们讲新方针，是为了
解除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鸣放。在外地的这几次讲话。听的都是党内的干部，
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讲得更加坦率，目的是消除党的干部的疑虑，教他们不要害怕
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
4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
为题的社论，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
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
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它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
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
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
禁而不止。社论还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篇社论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他们“对于目前文艺
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社论说：
“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
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
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
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
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社论结尾处，《人民日报》还作了自我批评：“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
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社论表示：“不但应该
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这是指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这是报社的自
我批评）。”
这时毛泽东刚从南方回来不久，看了这篇社论颇为赏识。当天中午，他把邓拓，
《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和编委找去，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者王若水也
去，在他的卧室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
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
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
邓拓汇报，他一上来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词尖锐的批评打断：
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
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解释：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
不引用。……
毛泽东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
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
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
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
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邓拓：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显得很恼怒。
他说，在1月份的省委书记会上，他印发了陈其通四人的
文章。当时他说过，这四位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但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他
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但邓拓和一些省委书记回去传达，都说主席表扬了他们。
为什么会听错？这叫做各取所需。《人民日报》登了一篇驳陈其通四人的文摘是客
观主义的，也没有报纸编辑部的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当天报上的社论，并询问了写作的过程。
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接着。他又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
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
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毛泽东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
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
毛泽东又一次地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
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胡乔木出来解围。他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他
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
毛泽东的怒气渐渐平息，就双百方针、知识分子问题和编辑工作谈了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
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可以。我考虑过，如说对马克思主义
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可以批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这样说
也不好，所以我在报告中笼统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
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
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
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
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伯达同
志说对知识分子和对资本家一样，也是赎买政策。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样说，
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样说。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
《三国演义》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
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
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
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
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谈到报纸，毛泽东排了一个这样的名次：《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
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当有人提出杂文难写的时候，毛泽东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文风要改进。杂
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写得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
以给你们写一些文章。
邓拓说，主席想写杂文，《人民日报》可以辟一个专栏。
毛泽东说，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
在谈话中，毛泽东几次批评《人民日报》改出八个版这件事，说纸张紧张，为
什么出那么多。有人支支吾吾地说，出八个版的事是中央同意过的。毛泽东问：中
央是谁呀？答：请示过主席。毛泽东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
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14]
[14] 4月10日这次谈话的情况，参见王若水《智慧的痛苦》第320～325页。
这时，在高等学校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在组织座谈会，讨论毛泽东的
这篇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座谈中出现了很尖锐的意见。像北京大学
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发言，就语惊四座。他的这两次发言的记录，登在中共中央宣传
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
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5月12日）上，
是这一期的头条，文如下：
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
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
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
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洒》。但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
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
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
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
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
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
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
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
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
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
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
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
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
“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
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
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
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
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
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
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
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
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
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
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
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
，载《化学通报》1955年9月号），范长江在
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
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
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
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
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
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
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
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
看过一本格林卡。
××ד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
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
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
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
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
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
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
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
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
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
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
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
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
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
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
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
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
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
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
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
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
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
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
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
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
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
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
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
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
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
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
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
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
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
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
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
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
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
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
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
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
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
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
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
《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
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
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
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
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
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
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
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
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
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
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
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
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
（科学处）[15]
[15] 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百年潮》双月刊，1997年第1期。
傅鹰的这些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月，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
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
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
台戏”
这提法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
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16]。对此李维汉在会
上作了这样的解释：
[1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
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民
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
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17]
[1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0页。
这次会议还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体分析，认为
1956年下半年“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般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
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显然他是把章乃器这样的人划入右派了。
有意思的是他说：“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
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18]从这里也就可以知
道，后来那样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
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
命派”[19]，都在中央统战部长的意料之外。
[1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29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见报的前一天，
4月30日，毛泽东对整风作了
最后一次动员。这天，他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
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整风的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反对三个主义。
据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毛主
席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
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
则会冲淡整风运动。”
那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
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20]
[2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页。
1957年的春天，就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重要会议，从1949年以来没有过先例的
会议中度过了。人们看到的，是一派祥和之气。
呵，多么令人怀念的不平常的春天！前人有诗叹曰：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
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采用“和
风细雨”的方法。为了使震动最小，他甚至想预先出告示，到期再进行整风，中间
隔几个月，给人留下改正错误的时间，希望到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
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
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谈到准备开始整风，
又一次提出
“和风细雨”，并且说这是党内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
加”。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这一次整风运动的背
景，这个文件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
的斗争中必需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
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
动。《指示》对于“和风细雨”的整风方法作了具体说明，就是只开人数不多的小
会，或者个别谈心，不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避免片面的过火的批评。对于整
风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只要不是严重违法乱纪，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
还有一条规定，也是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宣布过了的，就是“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
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告知省部一级的党组织，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
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
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
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明确地说，“党
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
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5月8日上海《解
放日报》邀请了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报纸以一整版刊
出了他们的发言摘要。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
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少民主气氛。
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
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
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
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以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
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
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有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
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
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
教师们说领导只爱听几个人的汇报，不爱听群众意见，以致校内歪风上升，影响教
师工作情绪。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
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
风阳路第一小学吴蕴玉说：在小学教师提升中学教师时，许多团员都提升，但
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却升不上。群众提出了意见，一个领导同志说：
“党团员是要培养的。”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
过苦的”。他对待同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个同志
哭了，我就跑进去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
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
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
上海市商业职工学校蔡大庆说：我们学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全校有近千个
教职员工，教员只有七十多个。科以上干部倒有一百多个。编制既不像军队，又不
像机关，更不像学校。因人设事，官多兵少。因为校长是局长级干部，校长下面设
处，处长下面又设科。
成都第二中学石昭泰说：去年教育局杭局长忽然到我们学校来了。原来是司机
把车子开错了，把成都二中当做了成都中学，局长才发现我们这个学校，于是把这
儿当重点搞了两个月纪律教育。可是局长下基层没有下到底，从来没有找一个教师
谈过话，只是听两位视导的汇报。而视导又是包办代替，他们搞了两个月发现两大
问题：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大家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纪律问题根本
没有解决。26个班只有一个班纪律有好转，怎么能说成绩是基本的呢？总结修改了
两三次完全要按领导的指示。教导主任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我们的总
结，是教育局在做总结。”最近还要把我们的经验在五四中学推广，大家听了都哭
笑不得！ 有些教师说，
大概是局长下来不搞点成绩不好交代。最近有些教师看了
《教育的诗篇》电影，都在说：“我们的杭局长和视导员是和电影里的教育局视察
一样的官僚作风！”
黎明中学杨泽民说：有一次我累得在课堂上痔疮血流满地，学生都劝我休息，
我坚持上完了课，赶到了医院，医生说，“你们的党和行政太不关心人，人不是机
器”。过了三天，党支书和一个党员来看我，听说我身体太弱，要休养一些时候才
能开刀，党员马上说：“要两个星期呀！”同病房的病人听了都不满意。
延安东路小学刘霞英说，教育科对代课教师的态度可以说是“呼之即来挥之即
去”。1955年我就要分娩了，教育科来通知我去代课，结果在下雪天滑了一跤而早
产。产后未满一个月，又通知我四川南路小学需要代课，我回答身体还未复原，他
们说这是“缺额”代课，即代了一学期后可转正，我想了想就去了。搞了一学期工
作后去教育科汇报，人事干事说现在奉局命令一概不吸收新人员。我说：“那么我
不能转正了吗？”谁知这位干事马上脸孔一板，骂我：“原来你是找职业来的，你
要明白我们这里是教育科，你要找职业到劳动局去找！”我写信给教育科说这位同
志态度太欺人，教育科却说我思想有问题。她还说，许多老年教师埋怨自己为什么
早出世三四十年，不然现在也能争取入团入党，取得领导上的信任。
控江二中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
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
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
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
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
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医生要他们休息，
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
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
“救救孩子吧。”他还说，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也不好。党员的权威思想很严重，
独断独行，不管下面行得通行不通，一个个命令往下发。比如工资改革，校委会和
工会都不同意领导的做法，领导就是坚决不改。评选优秀教师也是这样。领导提出
一个刚从小学教师升做初中教师的人为优秀教师，群众认为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
业务也并不好，大家很有意见，可是领导置之不理。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
我们榆林区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个人挤在一间阴
暗的小教室里，
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5月10日《解放日
报》）
毛泽东很重视这些意见。他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都来看。
他在这张报纸上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
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
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示明显
表示出他对这些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
当时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
的座谈会。《人民日报》逐日作了报道，下面，摘录一部分《人民日报》刊载的座
谈会上的发言。
5月8日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谈到了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几天
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现在章伯钧就用一些具体事
例来证实这一点。他说到，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
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人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
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
法。章伯钧大约是根据他在交通部任职的体会，分析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
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
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去年以来，
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有些人就
要退出原来在社中担任的工作，南京和杭州两位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
去了。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谈到了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这也是几天之前毛泽东在
天安门城楼上谈到的题目，当时他是表示了有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学校党委制的想
法的，提出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陈铭枢响应了毛泽东的这个提法，他
说，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机关中的党组今后仍应该存在。
学校中的工作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
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
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
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
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谈到他自己，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
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
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
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认为，
4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
中教条主义不少。社论中说，“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
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章乃器认为，脱胎换
骨这说法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
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
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改造过了，还要脱胎
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
5月9日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
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他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
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槛，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
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谈到不久以前的那一场肃反运动，
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也谈到了肃反中的问题，他并且提议要进行一次检查。陈其尤说，机关肃反时
民主党派成员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
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
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
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竞为什么
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是不信任？还是以为民主党派与他的成员不相关？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对
民主党派的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地都起了团结和
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
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
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
5月10日
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
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
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
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
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
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
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
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
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
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
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
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
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
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谈到互相监督，罗隆基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
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他希望今后这些问题
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
又说，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
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罗隆基说完，民盟的另一位副主席史良立刻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
说，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
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
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
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史良还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
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
最后史良表示，她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
更加团结。
对于史良的这个提议，主持座谈会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立即作了说明。他说，现
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
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
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接着发言，他谈到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
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
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民盟另一位中央常委曾昭抡的发言中，在谈到互相监督问题时，他提出的要求
没有罗隆基的那么高，他说，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
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5月11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说，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对“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
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
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
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谈到有职有权问题，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
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
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
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
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
谈到知识分子，千家驹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
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
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
这是不好的。千家驹还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
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
积极性长期内不能恢复。
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也谈党政关系问题，他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
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
会议，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
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
5月13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谈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总的说来，共产党是
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
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像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
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
农工民主党另一位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提出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
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来了的问题。李伯球说，许多党员
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地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
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的时候，李伯球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
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不经大家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
批评他，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谈到人们对民主党派的看法。
李伯球讲了自己一段这样的经历，
他说，我在
1954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
团员看待，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谈到，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
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谈到宗派主义，张奚若说，有些党员认为“天
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
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
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在这里，张奚若批评了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这种思想，显然他是
不知道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毛泽东说：“这些同志，
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
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如果张奚若早知道毛泽
东认为这种论调有不少道理，大约他不会针锋相对地提出这一点吧。’
在这次整风宣布要反对的三个主义之外，张奚若还提出了一个教条主义，他说，
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
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
多工作没有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5月15日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
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讲，
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
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
马寅初不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说，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
例，北大有8000个正规生，这8000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
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
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说，单
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他的结论是：学校中的党
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不过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
开诚布公，互通声气，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他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
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
愿与党合作。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在这座谈会的第一天就发表了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
他在听了马寅初发言之后，又把自己的意见再说了一篇。他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
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
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担任文化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
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
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
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
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
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
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
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
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
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者甚至
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
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于是促成了像上面所
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沈雁冰在这里说得很具体，很生动，很带一点感情。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正是
以非党专家的身份出长文化部的。这里说的非党专家的遭遇，是不是包含了他本人
工作中的经历呢？如果他真是在说自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他是一位部
长，能够管得着部长的主管的领导党员是什么人，那一位上级的上级又是谁，谁才
够得上英明领导这样的赞颂，所有这些他都没有说，人们也就不必去猜测吧。
沈雁冰还谈到官僚主义。他说，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
苦苦的官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
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
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
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的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
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
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
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在这里提到的“干部必读”，需要作点说明。这是1949年二三月间经毛
泽东审批的一套书目，共12种，即《社会发展简史》，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三
本，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50年代曾大量印行，并且发行了售价低廉的普及本。沈雁冰说的，就是这一套书。
其实当时也并没有多少干部当真遍读了这12部书，沈雁冰把这些人还稍微估计高了
一点。
沈雁冰最后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
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
情况还不够，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
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
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她以为马寅初提出的
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这个意见各民主党
派应该很好考虑。她认为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
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她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
因为揭露矛盾是为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张奚若再次发言，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
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
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
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
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
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观念，
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
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
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入把庞大
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
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
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
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
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米分开而外，还
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
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
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
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
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
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
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
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的。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
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
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
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
地等速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
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说的这些，是就他所见的一些事例所作的概括，并不是专门说毛泽东的。
陈铭枢也说了一些类似意见，
却是针对毛泽东了。7月14日民革中央小组批判陈铭
枢的会上，吴茂荪揭发陈铭枢不久以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用了四句类似的
话批评毛泽东，就是“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吴茂荪揭发
说，陈铭枢“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
而难周之失，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
畸重，失缓失急’”。吴茂荪还揭发：“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
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
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
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
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
，‘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7月15日《人民
日报》）
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这些话很使毛泽东反感。
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
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
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
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
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
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
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
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
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
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
我“好大喜功，
偏听偏信，
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
“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
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
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
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重提张奚若陈铭枢的这几句话。他
说，“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
所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1]。可见他对这些话一直耿耿于怀了。
[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5月16日
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他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
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
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
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
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
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
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谈到法制问题，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
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
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
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
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
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
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
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
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
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
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
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
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
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
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
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
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
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
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无党派人士陈叔通谈到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与沟，他说，
有些党员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
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
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此，看不起非党人
士。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
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好些。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
群之间有了墙和沟。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来的工作中，
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这里陈叔通看来
似乎对这两个方面无所轻重，但他心里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他说了，一般说来，
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他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1956年反
冒进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个很犯忌讳的题目。陈叔通提出的另一个是检
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非党
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
陈叔通说，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
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
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
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
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
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
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
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
虑？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
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
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
饿着肚子讲大道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
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谈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的事，他说，我不懂为什么要
这样做。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
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
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
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
有责任，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许多党员不了
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
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
关。谈到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
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严希纯举出了这样一
件事例：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
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
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
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
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
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
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
严希纯还谈到当时推广先进经验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混凝土用竹筋代替钢筋。
他说，听说有些地方已经用竹筋造了三四层楼的房子，我很担心，幸而最近国务院
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例如北京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
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
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谈到人事工作，他说，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
往只重政治，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
这是很大的浪费。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
叫他当众检讨。严希纯还希望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
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
人土的问题。
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谈到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说，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
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
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
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而发生“争人”的现象。从团结
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民进中央常委金芝轩谈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以为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
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
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
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
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
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
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
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
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陈铭枢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沈雁冰同志
说，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
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
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
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他又说，昨天刘清扬同志说，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优点。她以为这
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她这意见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
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
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
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
早预防，必致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
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奈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
实害之”吗？
陈铭枢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提出的批评，都谈
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至于说，单
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这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
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
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发言完毕，到了散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
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在场的人大约没有谁意识到，事实上刚才李维汉是宣布整风运动的终结。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整风运动；
5月1日报纸刊登中共中央指示，宣布开展的整风运动；
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所说的请党外人士帮助的整风运动；
5月10日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回答史良建议时说的，
要求党外人土
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
一句话，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整风运动，热热闹闹的进行了半个月之后，是到此
为止了。
这样的座谈会开了七次，每次开会的翌日，《人民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正
如李维汉在散会前说的，“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公
布之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都开始整风。一些人以这些民主人士的发
言为范本，一些人得到这些发言的启发，在自己所在单位的整风会上慷慨陈辞……
就在这七次座谈会上，一些最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出场，一些后来遭到集中批
判的右派言论，例如说党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绩是不是主要
的，等等，也已经或显或隐的提出来了。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开了几天座谈会。
5月16日统战部长
李维汉宣布要休会几天，到21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当时宣布的理由
是，要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看来会场上的各位是不假思索就相信了这个说法的。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这
并不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
多年之后，李维汉公开了这个秘密：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
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
会反映出来的意见，
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
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
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
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
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
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
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
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
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
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
行领导内行之后，
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
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
决心。”[1]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3页至第834页。
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
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
才过了18天。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
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部署，这就是休会4天的真正原因。
从李维汉的回忆中可以知道，这一次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决策
的。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并
不是说毛泽东的，他不会把毛也看作小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中吴晗揭发过这样一
件事：罗隆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对人说过，周思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
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呢？
（8月11日《人民日报》）可见他是把毛泽东周恩来看作同他自己一样的
大知识分子的。他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这话，其实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另一种说法，更深一层的说法，说的是当时几
乎遍及一切机关学校的普遍现象。座谈会上张奚若、沈雁冰、严希纯等人的发言都
谈到了这一点。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东有过受到大知识分子冷遇的痛苦
经验。这情形他曾同斯诺谈过。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每月工资八元的助
理员，“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
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
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
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
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2]
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
共产主义的大知识分子，也轻视他，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自尊心受到的伤
害多年没有愈合。直到他成了国家的元首，可是在内心深处，也还并没有完全消除
这种怕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顾虑。1958年他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
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
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3]
人人要经历，就
是我毛泽东也经历过的。写这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回忆到了当年傅斯年罗家伦辈
以及王明洛甫等人对自己的冷淡呢？
[2]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
这种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是十分隐蔽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一
段虽说时间不长的整风鸣放中，放出的言论不论其涉及范围和尖锐程度都大大超出
了毛泽东的预计。长时间里，毛泽东受了自己所办报纸的蒙蔽。报纸是受着严格控
制的，任何强烈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