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有枪的日子 [作者：沧桑] 我的性格中，有难以泯灭的野性和叛逆，这种野性和叛逆越是在城市，在讲究游戏规则的文明社会，表现得越强烈。所以我喜欢枪，这种渲泻野性和征服欲的工具。
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关系，长期生活在一个机械厂里，当别的孩子玩木头枪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车间里跟工人叔叔磨，让他们偷偷动用设备镗枪管，做撞针。也许喜欢玩枪是男人的共性，叔叔们都很热情很投入地干这件事，到最后让很凶的大胡子厂长知道了，他竟然也加入，并亲自动手用木头制作枪托，还精心地打磨油漆，做成了一支很不错的短筒火药枪。第一次试枪的时候，偷偷把枪带到一个废弃的工地，在一堵矮墙后，对准三十来米开外的一堵墙，闭上眼，扣动板机，“轰”的一声，睁开眼一看，墙上出现了斗笠大的铁沙弹痕。但由于我那时还太小（十二岁），大人们剥夺了我持枪的权力，枪被厂里收缴归公，供叔叔们上山打猎之用，当时我为这事很生气了一阵子。
直到成年后，自己赚到了钱，终于实现愿望，买了一支高压汽枪，开始打猎，以猎飞禽为主。我喜欢汽枪而不喜欢那种一打一大片的火药枪，汽枪打猎更能够体验到乐趣，绿豆大的铅弹，只有百分百射中，才能猎获目标，这对射击及狩猎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可能一枪命中要害，尽可能接近目标提高命中率。但任何目标都有一个心理安全临界点，也就是猎物对于人类的心理防范安全距离。突破了临界距离，就会惊飞目标。不同的猎物有不同的临界距离，一般来说这种距离的远近跟猎物的形体成正比，形体越大，警惕性越高，临界距离越远。当然，这种比例原理会因为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条件，以及人类活动对猎物的生活干预程度和猎物的智商发展程度而改变，比如，刚开始的时候，那一片山野里很少有人去打猎，鸟儿们不怕生，往往能够在很近的距离之内开枪，命中率特别高。但后来打得多了，猎物们好象都认识了我，成了惊弓之鸟。这样难度就增加了，只能充分利用气候条件、自然地形、植物、建筑物等，通过伪装、使诈，迂回接近。这是一种与猎物之间的斗智斗勇，这种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猎与逃的游戏，让我痴迷。对于猎物本身，倒没有了多大的兴趣。
我双眼视力不均衡，左眼0.4右眼1.2，所以我与众不同，可以两眼都睁着瞄准，一只眼看目标，一只眼看准星，打起来胸有成竹，特别准。据说中国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也是这样的视力不均衡。后来我竟然能够看到飞出去的子弹，在天空的背景下，一枪射出去，我能够看得出来弹丸偏离目标的方位距离，补第二枪就可以相应调整，非常有把握。
打猎不仅让我得到了狩猎的乐趣，锻练了身体，有了亲近大自然的借口，为城市生活、商业竞争带来的疲惫找到一个很好的渲泻调节机会。更学会了敏锐的知觉判断，冷静的取舍选择和分步骤、迂回接近既定目标的执着和技巧。这种感知和经验，是人类原始生物本能中的强势素质。从个体的狩猎到集体合作的狩猎活动，人类开始了漫长的文明进化。但同时，我们的野性力量和生物本能素质，却被社会规范和伦理观念普遍压抑和不断泯灭。从骨子里说，狩猎是人的动物本能的一种野性回归，一种不自觉的祭祀先祖的仪式。
我们的文明过于沉重，我们的社会不能容忍野性的张扬，我们民族形成了闭关自守的传统思维定势，造成近亲繁殖严重，我们在很多方面退化了。这一点，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表现得很明显，曾经的文明古国，每一个，都在现代文明的风雨中飘摇，显得不胜孱弱。而每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民族，都有一个野性未泯、轻装简负的强势性格。汉民族数历外侮，每一次的情景，都是我们，老态毕现、温良谦恭让的长辈被一个野性难驯的小辈欺负。不论是金灭宋抑或清兵入关，不论是八国联军进犯抑或抗日战争。而我们幅员广阔的国土上也曾经有一个顽泼强悍充满野性的孩子，把别人搭建的文明积木摧毁得一片狼籍，那就是成吉思汗。
文明其精神，野兽其体魄，这是一位革命先驱的教诲。其实，我们同样需要给精神打一剂野性的强心针。
我们的日渐沦为贵族玩物的艺术，需要野性。所以有了拿起投枪和匕首呐喊而获的新文学；所以有了被斥为野蛮强暴格律美的现代诗；所以有了刘海粟把人脱光了象动物来改造传统美术；所以有了拒绝贵族化而象野人一样蜷缩在圆明园村的流浪艺术家；所以有了崔健一无所有的那一破嗓子。
我们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每一次都死得很难看的雄不起来的足球，需要野性。
我们在世界大赛中的白卷冠军田径，需要羚羊般的速度和雄狮般的野性。
……
1997年，公安部门全面收缴社会持有枪支，有持枪证的我，被首期收缴，我又一次失去了枪，但留下一个习惯：无论在什么时间地点，对鸟特别敏感，往往能够凭感觉判断出周围环境中的某一处树丛、建筑物上有鸟，而且只要看到鸟，就得注目好一会儿，好象是看到了一个老战友老对手，让自己压抑已久的野性进入幻想的空间肆意狂舞。
怀念野性，怀念有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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